胡笑兰

不管是大街小巷，你都会与粉相遇，这就是南宁。无论你走进哪家粉店，里面总是坐满食客，他们不紧不慢地品嘗南宁的美食。

南宁一家苗族酒店，装修精致，婉约苗族风情，一些穿着民族服装的小伙子、姑娘进进出出，不时听见悦耳的苗歌。一行人落座，妹妹的客户方先生拿起菜谱点菜，似有大吃一顿之状。

油茶、老友粉一定不能少。方夫人细致地补充，这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朋友来了有好酒，但也要有老友粉。夫妻俩一递一答，心有灵犀。

菜一道道地上，老友粉终于出场。考究的青花大瓷盘，满满的一盘，白、黄、红、绿，间杂着星星点点的赤褐色，腾腾地冒着热气，我闻到了淡淡的清香。

那些配菜，两种看似并不相干的东西，彼此都做些改变，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往往可以组合出一种神奇。红的椒、亮黑的豆豉、黄爽爽的笋干、细碎的肉末、莹白的米粉，丰满的颜色，瞧它水生生、红彤彤的样儿，馋虫爬到了嘴边。眼睛是两块毛玻璃，欲望在玻璃后面蠕动，欲望似原子分裂，在无限大的空间跳扭腰舞。视角与嗅角的双重冲击，让人充满期待，又不忍心张嘴大嚼，唯恐这滋润的美瞬间消失。

在某种难以抑制的情绪之下，酸笋之酸爽让鲜美的肉更加余味绵长，而肉的鲜甜入笋，不仅削减了酸笋凌厉的酸味，更让酸笋于酸爽中又夹带了鲜甜。酸与辣本来就是打不散的冤家，酸借辣而飞扬，辣因酸而幽深，像一个未透红的苹果，苦涩的酸味中含有些许止渴剂。有了酸和辣的交融，粉立刻变得霸蛮起来，有了一种横扫万千味蕾、直击心灵深处的强劲力量。

明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专门去吃老友粉。方先生瞧我们吃得香甜，兴致更高了。

第二天，方先生带我们走进一条小巷。小巷的尽头，我看见了老友粉的招牌。进店后，老板娘见方先生进来，放下手头的活计迎上前来，满眼顾盼生辉，显然他们很熟。在我们等待的间隙，方先生充满回忆的旋律在这个简单的小店回响，忽高忽低，把我们带到了三十年前。

方先生说，一九九〇年他考取了南宁市医药学校。从没有出过门的母亲决定送他去报到，他和母亲连夜走几十里山路，到学校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此时，听到自己的肚皮一个劲地咕噜噜地叫唤。突然闻到了一股香气，淡远又执着、顽强地直入鼻息，似乎还不够，一路直奔搅动他的胃肠。那香气分明是从学校旁边的巷子里飘出来的，转眼看到巷子尽头老友粉的招牌。他使劲地咽了咽口水。母亲是何等的细心，拎起包拉着他就朝巷子里走去。店铺简简单单，食客却坐得满满当当，隔了餐台的厨房热气氤氲，米粉的香味和着年青老板娘的热情一起传递出来。

母亲的钱包是手帕，裹了一层又一层，两张元票夹杂着一小摞角票，角票卷着边，显然是存了很久的。母亲从里面一张张数，小心地数出八角，递给笑脸相迎的老板娘。不一会儿，一碗米粉就充满诱惑地摆在面前。哪还顾得斯文？也顾不得谦让，呼啦啦地自己吃得满头是汗。等抬起埋在碗上的脸，心满意足咂嘴时，他看见了母亲一双温柔的眼睛……妈，您怎么不吃一碗？妈不饿，包里还有干粮呢。再说我也不喜欢吃。

方先生说，现在想想，那碗米粉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的美味，多少年后才懂得母亲的那句不喜欢吃。为此，一直后悔甚至惭愧于当初的不懂事。医校读书的这几年，无数次从这家米粉店经过，那飘出来的香味也一次次诱惑着自己，但那几年一次也没有再进去过。后来涨价到一元八角，相对于自己每月十几元的生活津贴，吃碗粉也算奢侈了。而且每个月还得省下一两元，替母亲分忧。那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等毕业了、挣钱了，一定要接母亲到这里，好好吃一碗老友粉。可现在貌似有出息、有能力请母亲吃了，母亲却已经不在了。店铺还是那个店铺，模样一点没变，人也没变，口味更是没变，这也是常来这里的原因吧。

方先生环顾四周，语声低沉，眼眶红了，我分明看见了一点晶莹在闪烁。

方先生年少时家贫，粉是难得的美味。但从那时起，每到逢年过节，方先生的母亲总能变戏法似的端上一碗米粉。他母亲做的粉总是与众不同，他至今仍固执地认为母亲做的粉是最好吃的。

回忆一段旧时光，按摩着肠胃，抚摸着淡淡的乡愁，吃着这里的粉，想着小时候母亲做的粉。那相似的味道，老是让他产生错觉，仿佛他来来往往那么多城市都是同一个地方，一个有母亲味道的地方。

最著名的就是老子那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一个人谁也记不清吃过多少种小吃，品尝过多少种滋味，但生活中没有哪一碟、哪一种是多余的，它们是生活所需，更是生存智慧。一碗碗老友粉，串起来就组成了酸、甜、苦、辣、咸的生活，它们都是人生的况味，也寄予着某种时代的故事。

责任编辑   刘燕妮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