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前些日子，我問一位在邮政负责报刊信件投递的朋友：“你每天能送多少封书信出去？”朋友一脸茫然——除了那些公文信函，几乎没有私人书信。

一种失落感萦绕在我心头。书信，曾温暖过不少人的黯淡时光。

20世纪70年代末，大哥远在四川南充读大学。家到南充的距离，现在来看不过是四五个小时的高速路程，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辗转需要三天。

大哥离家那天，父亲肩扛笨重的木箱，大哥也是肩扛手提，乡邻们前来送别。“到学校后要给大人们写信。”瘦弱的母亲站在山梁上叮嘱大哥。

日子在秋风送爽里行走。十多天后，邮递员从偌大的绿色邮包里掏出一封汗迹斑斑的书信。“你大学生儿子给你们来信了！”

“儿子终于来信了！”不惑之年的父亲，犹如乡村里的赤脚孩子，风一般地奔跑回家。“他妈，大儿来信了！”皱巴巴的书信，在母亲眼前飞舞。

“来，都停下，听听大哥的来信！”父亲摇醒了恹恹欲睡的3个孩子。我们仨，文化尚浅，听不懂大哥信中提及的那些课程，只知晓大学很大，比我们就读的小学不知大了多少倍。

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大哥写回信。天刚染红，父亲把他熬夜写成的回信念给我们听。母亲时时打断父亲，要求父亲嘱咐大哥，说什么要自己照顾自己，要多吃肉，衣服要一周一换……那天的早餐，因为父亲要去赶集寄信给大哥，母亲破天荒地为我们一人煮了一个鸡蛋。书信交到邮局，我们静待大哥的回信。

毕业后，大哥响应国家支边号召，甩开父母殷切的目光，独自一人去了四川康定，但至于具体位置，我们一概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