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直

父亲的“窝囊”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不善言辞，老实巴交，胆小怕事，大半生没得过什么荣誉，没有做过一件值得大家夸耀的事，也没有一个让儿女们骄傲的精彩片段。

从小到大，我都有意无意地冷落着父亲，有时候，甚至对父亲充满轻视。

小时候，我是个非常顽劣的孩子，天天逃学，从没有一天静下心来学习。每到年终，父亲总是站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邻家的孩子捧回一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而我总是低着头，两手空空地回家。

上四年级的时候，年终考试，我的数学考了个“大鸭蛋”，语文也不及格。班主任老师劝我留级，学校也勒令我，让我通知家人办理转学手续。

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他惊呆了，继而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起了旱烟。

第二天，父亲提着一篮子鸡蛋领着我来到校长家里，任凭父亲磨破嘴皮，校长还是坚持让我转学。这时，令我终生为父亲感到屈辱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他“扑通”一声跪下，流着泪说：“校长，您就看在我这张老脸的分上，将我这娃留下吧！如果下学期他还拿不到三好学生奖状，您再开除他行吗？”

父亲这一“壮举”虽使我免遭转学的厄运，但我并不感激他，因为他的“窝囊”，我成了同学们口中的“跪读生”。

从那之后，我发了疯似的学习。第二年，当我把平生获得的第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交给父亲时，他竟像喝醉了酒，在那两间简陋的、巴掌大的小草房里转来转去，对母亲不停地唠叨着：“贴在哪里好呢？”最后，父亲决定贴在他炕头的墙上。父亲用图钉摁好后，反复摸着我的头问：“山子，什么时候你的奖状能把这面墙贴满呢？”

以后的岁月里，我每年都能带回几张“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之类的奖状，父亲总会庄重地把它们一一贴好，并且按时间顺序贴得井井有条。

土墙上的奖状，成了那两间穷得连一张年画都没有的小草房里唯一的一道风景。每逢家里来了客人，父亲总是把人领到那面土墙前“参观”，并摇头晃脑地拖着长腔给人家念上几张。有时他还拿到村上去，向人家炫耀。看到父亲的这些“表演”，我心里感到滑稽可笑。

高一那年，我在全县语文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当我将奖状交给父亲时，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竟像着了魔一样疯疯癫癫地跑到街上，到处吹牛：“我儿子考了全县第一名，将来绝对能考上大学。”

“别吹牛了，难道你忘了为儿子下跪的事？”有人趁机揭父亲的伤疤。“我儿子有奖状为证，你儿子有吗？”父亲不服气，举起奖状和人家吵起来。最后，一生谨慎、胆小怕事的父亲竟和人家动起武来。

待父亲回家后，我冲着父亲大吼：“你往后不要再这样丢人现眼了行不行？这些破奖状有什么好炫耀的？”

父亲低着头一声不吭，那表情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我越说越气，随手从墙上撕下几张奖状，边数落父亲边撕得粉碎。

第二天，我发现昨天被我撕碎的奖状又被人一点点地粘了起来，重新被贴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母亲告诉我说：“为了这几张撕碎的奖状，你爹流着泪整整拼了一个晚上。”

1998年，我参加某机关招考，名落孙山，不久，便大病了一场。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父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送到我嘴边说：“孩子，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趁热喝下去吧！别再想考试的事了，你还年轻，还有机会。”

望着父亲用枯柴似的手送到唇边的那碗鸡汤，我想起这么多年自己在陌生城市里打拼生活的艰辛，悲从中来，指着正在墙旮旯里的蛛网上挣扎的飞虫，对父亲说：“爹，在蛛网般复杂的社会里，你儿子就像那只任人宰割的飞虫，你懂吗？”

“不，”父亲坚定地摇了摇头，“那张蜘蛛网只能粘住像蚊子、苍蝇一样的飞虫，却粘不住鹰！我相信我儿子是只鹰。”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的语言竟是这样生动！但真正使我认识父亲的，是家里发生的那一场火灾。

当时，父亲刚从田里回来，二话不说，扔下锄头便闯入了那两间烈焰腾腾、浓烟滚滚的小草房里。过了八九分钟，父亲满身是火，摇摇晃晃地跑了出来，没跑几步，身后那两间草房便轰然倒下，父亲也晕倒在地。众人拥上前去，发现父亲怀里揣着一摞发黄的奖状——那是我从小学到今天获得的全部荣誉。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父亲缓缓地睁开那双苍老、无力的眼睛，慈爱地注视着我，用微弱但坚强的声音告诉我：“孩子，你的那些奖状一张也没烧着，待我们房子盖好后重新贴上……”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儿子的每一点成绩，每一分進步，都是贴在父亲心头的奖状，儿子的成功就是父亲终生渴望、梦寐以求的荣誉。

我也终于明白，父亲并不“窝囊”，为了儿女的前途，父亲何计生死荣辱呀！

大浪淘沙摘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