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席会东

《星宿海河源图》，于清朝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由拉锡、舒兰编绘，绘制地点为清京师北京，长卷一幅，纸本彩绘，纵148 厘米，横360 厘米，未注比例尺，原藏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该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覆盖范围东起庄浪、兆州，西迄天池、巴尔布哈山，用传统形象画法绘出黄河源头星宿海附近的山川、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景观和沿途的州县城郭聚落等人文地理景观。星宿海河源地区，明确绘出了河源的三条支流。其中间一支绘得最长，“黄河源三河名固尔班索尔马”之贴红标签也注在这条河上；南边一支又分成数河，“阿尔潭郭尔河”即注在此支上；北面一支没有注河名。

康熙《星宿海河源图》鄂凌诺尔部分（选自曹婉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卷，文物出版社，1997 年）

该图还标出与黄河源头有关的“巴颜喀拉山”“拜部哈山”等山川地名。图中用闭合的范围线绘出蓝绿色的星宿海，并加绘水波纹。附近的虎诺尔、答布孙诺尔、呼尔鲁克诺尔、鄂凌诺尔、扎凌诺尔等较大的湖泊，均用加绘水波纹的范围线描绘。黄河用黄色双曲线标示，沿岸各支流和湖泊均用蓝色描绘。山脉用形象画法，州、县、堡等城郭用方形加城门的方式标示。蒙古代青、贝勒等驻牧之地绘有蒙古包，并以梯形符号绘出灰顶红墙的喇嘛寺庙。图中地名均用满汉双文书写在黄签上，共一百二十二个。另有四十五个红签，上书“新图内此处改作巴尔布哈山”“新图内此水改在策克淖尔之西”“与新图符”等字样。根据贴签内容判断，图上的黄色贴签是拉锡绘图的原签，而红色贴签是乾隆年间根据阿弥达的奏折及附图上的说明文字抄录上去的，主要反映与原图不同的地名或译名，新旧对照，以便乾隆帝阅览，而贴红标签中所言的新图是乾隆年间阿弥达所绘呈的《黄河源图》。

《星宿海河源图》是清宫侍卫拉锡、内阁侍读学士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奉命勘察河源之后，绘呈给康熙皇帝御览的黄河源头图。康熙亲政后，以三藩、河务和漕运为三大事，曾六次南巡阅河，亲自参与黄河治河。他一贯重视治河黄河图的绘制和运用，不但一再命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等河臣绘制黄河图，南巡阅河时携图前往，还利用从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人学到的立体几何知识，亲手设计制作木质立体“改移清口图”。康熙四十二年，经过靳辅、张鹏翮等几任河道总督的精心治理，黄河中下游的河患得到基本治理。为了寻求河患根源，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三年派亲信侍卫拉锡和内阁侍读学士舒兰亲赴青海地区，探索河源，以寻求根治河患的良方。

拉锡，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从亲军校升任二等侍卫。舒兰，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康熙四十年任内阁侍读。清乾隆《河源纪略》记载两人临行前，康熙帝特别谕示两人：“河源虽名古尔班索里玛勒，其实发源之处，人迹罕到。尔等务穷其源，察视河流从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诸处，宜详阅之。”拉锡一行人于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初四自北京出发，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到库库布拉克，与当地向导蒙古贝勒色卜腾扎勒会合同行，六月七日，至星宿海东，见到鄂凌诺尔，次日又赶到扎凌诺尔，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他们对星宿海周围环境及黄河河源情况做了认真的考察与记录，确定了二巨泽名字，测量了它们的面积、彼此间距离，也探明了昆仑诸山与河源的关系。六月十一日返程，沿着黄河向东南而行，沿路做实地考察；于九月三十日回到北京，历时近半年之久。

拉锡等人将所见所闻、行经路线，向康熙做了详细奏报，并绘制了《星宿海河源图》进呈御览。《河源纪略》记载康熙帝对此次河源探索和河源图绘制总结道：“朕于古今山川名号，虽在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目击详求，载入舆图。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蒙古谓之‘鄂敦塔拉’，西番谓之‘索里玛勒’，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扎凌、鄂凌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

元至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之《黄河源图》

中国对黄河源头和上游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元代之前中原对河源的认识主要沿用《尚书•禹贡》中河出积石山说与《汉书•地理志》河出昆仑山并潜流说。《禹贡》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河出积石”即黄河源自青海积石山，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对黄河河源的认识。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发现塔里木河自西向东注入蒲昌海（又称盐泽，即今罗布泊），认为塔里木河为黄河的上源，经罗布泊潜行伏流至积石山后，才流出地面成为黄河。“伏流重源”说经《汉书•地理志》记载后成为历代大多政治文化精英遵奉的金科玉律。到了唐代，由于与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作战，以及后来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友好交往，唐人便对黄河源地区的鄂凌、扎凌二湖有了较多闻知。唐贞观九年（635 年），侯君集带兵进入青海，路过河源地区，就曾“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览河源”，在史书中留下了汉人抵达河源以及黄河源区有湖泊的最早记载。长庆二年（822 年），刘元鼎出使吐蕃会盟也路过河源地区，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河源记载：“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鳌，河源在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既黄浊。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旧唐书·吐蕃传》）不过，唐代侯君集和刘元鼎都是途经河源，而非专门探查河源，更没有绘制河源图。

元代的《黄河源图》出自元人陶宗仪至正十六年至二十六年间（1356—1366 年）编撰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原图是元代女真人都实、阔阔出兄弟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于至元十七年（1280 年）考察黄河河源后绘制。元代是最早专门探勘河源的朝代，在实现番汉一统后，元世祖忽必烈计划在黄河上游建立一座城市，利用黄河水运沟通上游地区与京师的联系，加强内地与番部之间的往来，进而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至元十七年，元世祖派遣女真人都实为招讨使，和其弟阔阔出一起率队前往青海地区探求河源。通过广泛考察，都实查清了河源地区的地理情况，于同年冬天绘制了《黄河源图》并撰写考察记一并上呈御览。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叙述，将其探源经历整理为《河源志》一书。后来，朱思本将此书的梵文本翻译成汉文，形成详略两种《河源志》，其中朱思本的汉文翻译本较为详尽。《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将两种《河源志》合为一编的足本。都实所绘的《黄河源图》已佚失，但元人陶宗仪所撰的笔记《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载有一幅根据都实之图摹绘的《黄河源图》，绘制范围、所绘地名及河源附近的地理要素与《河源志》所记一一吻合，使今人能够一睹元代《黄河源图》真容。

都实、阔阔出兄弟的探源，第一次探明了黄河河源，详细记载并描绘了河源地区的情形，“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河源志》），火敦脑儿即星宿海，“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朱思本《河源志》）。阿剌脑儿二巨泽，即今之扎凌湖与鄂凌湖，这是河源地区二大泽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都实探源的最大意义在于纠正了“伏流重源”的传统错误观念，这与元代蒙古人和女真人较少受到传统经典观念的影响有关，元代的河源探索开启了专门的探源。

都实、阔阔出等人穷河源后所绘的《黄河源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幅实测黄河源图，而《南村辍耕录》中的摹绘刻印本《黄河源图》则是现存最早的河源图，在中国测绘史乃至世界测绘史、中国地图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元代王喜的《治河图略》中也有《河源之图》。元代《黄河源图》对明朝绘制地图影响极大，明正德年间《杨子器跋舆地图》、明嘉靖二十一年的《广舆图》、明嘉靖三十四年的《古今形胜之图》等地图中的黄河源，无不以元朝这幅河源图为依据。而明朝和清初专门的黄河图，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和原清内阁大库所藏《黄河图》也都受元代《黄河源图》影响，将河源绘成葫芦形并注明“星宿海”，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康熙四十三年的河源勘测在元代探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不但探明了河源，更采用西方的测绘方法，对河源进行了准确探测，绘制了最为准确的传统河源图。后乾隆帝虽然又派人进一步探索河源，绘制了《黄河源图》，并编订了《钦定河源纪略》，却恪守汉志潜流旧说，与康熙帝的求实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总体来看，《星宿海河源图》是现存第一幅彩绘本河源图，将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方法和西方现代测绘方法相结合，在河源的绘制上达到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水平。而且，《星宿海河源图》的编绘，推动了康熙中后期《黄河全图》的绘制，并影响了其后的黄河图绘制范围，提高了清代舆图中河源 地区绘制的精度和准度，在中国地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元至正王喜《治河图略》之《河源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