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周

大抵上世纪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都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有着真切的记忆。我的家乡位于关中西部千河南岸一个叫“柿沟”的小山村。记忆深处，村子犹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低矮黑暗的土木房屋，冬暖夏凉的老窑里的连锅炕;村子中央的石碾子，蒙着眼睛转圈的小毛驴;晨曦当中水井上扁担与铁桶碰撞的叮当声。在这些残存的记忆碎片当中，那些关于母校的一些记忆，就像母亲脸上的皱纹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1976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记得当时的小学刚从柿沟五七学校分离出来，设在了公路北边一个远离人家的荒草滩上（现乡政府舞台所在地）。其实名义上说是学校，实际上就是只有三个民办教师、两座三间土木结构教室的教学点。坑洼不平的教室里，放着四排木板，木板两头都用砖垒的四方墩子支着，每个木板上趴七个学生，每个学生每天上下学头上戴着军绿色的三大扇帽子，身上背着母亲缝制的花书包，手里提溜着父亲做的小凳子。教室建在荒郊野外，既没有院墙，也没有通电，窗户上更别说装玻璃了。每到冬季西北风下来的时候，我们在教室里瑟瑟发抖，脸皴得像树皮，手背肿得似面包，下课后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一伙孩子挤在墙角玩榨油的游戏。在这里上了兩年以后，我们就搬到了两村合办的王家沟小学。新学校校舍新，也有了围墙，学校里老师挺多，而且还有电灯可以照亮。合校那天，同学们都很开心，我们的木板也都要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