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于我的讨论，古往今来常为文人墨客所议。管子曰：“君子使物，不为物使。”苏子则言：“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这两句话皆反映出哲人对“物”的认识是极为明确统一的——人使用物，而不可被物役使。诚然，康德于《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表明“人是目的”，而“物”则是独立于我们自由意志形态外客观存在的物质，因而可被人拥有。物自有其价值所在，它作为工具帮助我们获得幸福，提升自我——在不被囿于物质牢笼的前提下。

由此看来，怀有怎样的“物我观”是极为重要的。正如荀子所言，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我们追求“物”的初心并未有错，但关键在于是否因过分的追求或是全身心地寄托于此，导致本该提供给人们更多机会与外界关联，从而获得生命与体验的“物”，反倒变得物化我们、役使我们，以物伤性因而沦落到异化的地步。《放鹤亭记》中卫懿公过分爱好鹤，玩物丧志导致亡国和张天骥清远闲适的爱鹤之情的对比实则反映出人的“主体意识”的价值。对物应抱有何种拥有态度，并如何在众多诱惑与捆绑之中有所思索与挣扎，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反观当下生活，形如《蝜蝂传》中小虫负重千斤却贪不自知的现象时常发生。社会中新名词“凡尔赛文学”“打工人”的兴起，其本质皆为社会物化的体现。受到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影响下的人们，心意留滞，或乐或悲皆被“异化”所影响，成功背后真正的梦想被瓦解，沦为物的附庸，丧失于纷繁的世界之中，灵魂因而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