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山憲之 译／王新梅

研究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19年公共养老金的政府精算报告》，有3个主要发现，需要重新审视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未来。

替代率意外“上升”

日本在2004 年对公共养老金实施了激烈的根本性改革，其核心内容是：从2017 年起，缴费率固定不变，此后保障养老金财政收支平衡的着眼点将实质性地从待遇确定型变成缴费确定型，即从传统的调节缴费变成了调节待遇，并且这种调节采用的是“自动平衡机制”（今后在实施调节时，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在国会上一一讨论和审批通过）。自动平衡机制将使“典型家庭”（缴费40年的雇员与全职家庭主妇构成的家庭）以及65 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由原来的60%下降到50%。根据2004 年的精算报告，预计从2005年起，养老金替代率的实际值将会每年都减少0.9%，下降幅度具体由人口结构的变化（缴费人数以及未来年度的65 岁人的预期寿命）来决定。

然而，在过去的15 年里，实际状况与2004 年的预期正好相反。因为到2013 年为止，日本一直都处于通货紧缩期，按照当初的设定，自动平衡机制就一直处于暂停状态。与此同时，养老金待遇的调节一直都与物价同步。但是，在职职工税后的名义工资的下降比物价的下降幅度还要大。其结果，厚生年金（覆盖私人部门雇员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中“典型家庭”的替代率就由2004年的59%上升到了2019 年的62%。这个结果违背了2004 年改革的初衷。如果日本还想坚持2004 年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的话，就需要重新设计自动平衡机制的启用条件，使这个制度在通货紧缩时也适用。

削减待遇水平

2019 年的精算报告在预测未来日本公共养老金财政的可持续性时，对各项参数作了以下假设。第一，使用了日本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17 年的人口预测数据：有高位、中位、低位3 个水平的预测值。以中位预测为例，在2065 年，总和生育率将为1.44，出生时点的预期寿命为男性84.95 岁，女性91.35 岁。第二，对于劳动参与率假设了两种情况，一个是未来会升高，另一个是将保持在2017 年的水平，一直不变。以前者为例，到2040 年65－6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男性将稳定地升高到72%，女性将达到54%。第三，对于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从-0.5%到0.9%共设定了6 组参数。例如，其中的第三组参数是：物价1.2%，工资2.3%，投资回报率4.0%，经济增长率1.6%；第四组参数是物价0.5%，工资0.9%，投资回报率1.3%，经济增长率为零。其中工资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均为名义增长率。

在上述假设下，精算报告考察了在未来的100 年里，以下两个目标是否可以同时实现：一是公共养老金的财政可持续；二是在当前厚生年金制度的设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典型家庭”的替代率保持在50%以上。其结果是：在劳动参与率升高的第一组到第三组参数下，上述两个目标均可实现。但是在劳动参与率不变的第四组情况下，上述两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这样女性与老年男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对于未来公共养老金财政的可持续性将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财政的可持续并不一定意味着待遇水平是适当的。上述50%的替代率（第一层的基础养老金与第二层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的总和）指的是未来的“典型家庭”的替代率的下限。但是对于基础养老金，政府并没有提供最低保障。

根据2019 年精算报告，以2019 年的工资水平计算，“典型家庭”的第一、二层（基础养老金和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养老金收入的总和将减少20%，由2019 年的每月22 万日元降低到2047年的17.7 万日元。其中基础养老金的下降幅度将大于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由2019 年每人每月6.5 万日元下降到2047 年的4.6 万日元，在28 年里减少近30%（见附表）。

财政的可持续性是保障养老金制度健康运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上世纪90 年代初的经济泡沫破裂开始，日本生育率开始下降、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金财政一直都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威胁。本来期待着2004 年导入的自动平衡机制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但是2019 年精算报告却显示，这个机制的效果“太强了”，造成了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急剧下降。这将使那些仅参加了基础养老金制度而未参加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制度参保者的待遇水平过低。他们大多是自我雇佣者、非正规就业者等。

需要说明的是，每人每月4.6 万日元的基础养老金收入是税前收入，从中还需要扣除社保缴费，那时，将会下降到不足4 万日元，远不能保障这些退休老人的最低生活。在2019 年，单身退休老人每月的衣、食、住的基础消费大约是5.2 万日元。因此，或许需要另外建立一个最低养老金制度来防范自动平衡机制所引发的这种副作用。

延长工作年数

2019 年精算报告还揭示出：要想保证雇员在65 岁退休时，“典型家庭”目前62%的替代率不变的话，必须实施延长工作年数的政策。假设在2019年财政年度，“典型家庭”的这对夫妇为20 岁，并开始为厚生年金制度缴费。假设基础养老金缴费年数的上限从目前的40 年提高到45 年，并且对于65 岁及以上的参保者所实施的收入检查制度（对于65 岁以上既领着公共养老金也同时在工作的老年人，工作收入超过一定额度时，养老金收入将被削减）被废除的话，那么这对夫妇在第三组参数下要想获得62%的替代率时所需要的缴费年数是45 年10 个月；而在第五组参数下，是47 年3 个月。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一代如果工作年数能够比上一代（20 岁开始工作，不间断缴费40 年，从65 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延长的话，那么他们将来的养老金收入的实际值就可以与上一代相同。

厚生年金的替代率和基于2019 年工资计算的养老金收入

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从1947 年开始就一直在增加，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缴费年数不变、缴费率也不变的话，日本人的养老金待遇的实际值将可能会下降。因此，为了同时实现两个相互竞争的政策目标（既要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也要保证待遇水平的适当性），延长工作年数肯定是必要的，这也是2019 年精算报告所推荐的最佳政策。

提高领取养老金标准年龄

2019 年精算报告没有对提高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从现行的65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进行讨论。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对于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的选择，仍完全由参保者个人决定。政府的这种态度主要起因于以下3 个社会背景。第一，对于政府来说，想要落实任何提高领取年龄的改革在政治上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改革是极其不受欢迎的。第二，长期来看，在缴费率固定、并有自动平衡机制的体制下，任何提高领取年龄的改革对于改善养老金财政的可持续性的效果都是微弱的。第三，受到提高领取年龄政策影响的人是现在和未来的缴费者，对于已领取养老金的人没有任何损失。如果改革，或许会深化代际间的冲突。

现在，日本人可以选择在60—70岁之间的任何年龄开始领取公共养老金，领取年龄低，每月领到的养老金数额就会少；领取年龄高，领到的养老金数额就多。从2022 年财政年度起，开始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上限将提高到75岁。如果一个雇员一直工作到70 岁，把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比65 岁延迟5 年，那么他每月能领到的养老金将比65 岁开始领取时增加42%。如果延迟10 年，到75 岁才开始领取的话，与65 岁开始领取时相比，养老金将增加84%。以上这些数值的计算，都假设在未来日本将废除现行的对于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工作收入检查制度。这个制度目前还未被废除，这是日本在不远的将来会面临的一个挑战。

日本政府目前似乎更喜欢以提供更多工作激励的方式来延迟退休，而不是直接提高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个激励还包括进一步促进65—70 岁人口的再就业政策（自动平衡机制把日本目前过于慷慨的替代率降低了，从而完成了保证财政可持续的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提高开始领取年龄的改革都会是重要的政策措施）。

综上，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未来将取决于以下5 个因素：未来的人口结构状况，经济的实际增长，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变化，个人缴费年数的长短，个人对于开始领取养老金年龄的选择。前两个重要的因素与日本自身所面临的社会与经济挑战相关，几乎不是政府的养老金机构能够掌控的。对于年轻的世代来说，延长工作年数是既能保证养老金财政可持续、又能使他们在退休后享受到适当水平养老金待遇的选择。为了实现工作年数的延长和较高的女性生育率水平，国家养老金政策的制定者绝对需要与就业政策的制定者联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