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磊 徐志洋 缪珊珊 王隽文 田 帆 田 雨* 徐敏萱

(1.徐州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2.浙江农林大学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杭州 311300)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地域文化更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延续和生活写实。文化与地域自然地理密不可分，相互适应；生态环境与聚落环境的融合逐步产生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宫殿、坛庙和传统民居等建筑组群形式[1-2]，并且嵌套发展产生了城镇。中国传统园林根源于先秦时期的囿、台，受儒释道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开始便向着风景式发展，历经三千年至今。受宗教文化影响，中国传统园林基于神话传说，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创造出山清水秀、关怀庇护、意蕴深厚的理想景观[3-6]。

然而，随着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侵入，尽管人们开始注重生态环境，但是古代人地相协的理想境界却愈来愈远。对于景观文化的表达，当代景观设计师也往往只是简单粗放的体现，而忽略探究场所精神的内质；或只强调生态规划，营造和修复效果却欠佳，忽略了文化情感和人居尺度的协调，未能形成良好的景观价值，不少设计师发出了“中国景观的未来在何方”的时代叹音。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健康危机，后疫情时代在人口日趋饱和的密集城市如何改善公共健康问题成为时代课题[7]，生态、文化和人居环境三者矛盾的解决刻不容缓。

师古创今，剥开文人墨客所表现的传统园林文化—琴棋书画诗酒花[8]的外衣，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精神的实质体现在自儒释道宗派思想开始就一直注重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相生相协上。也就是说，中国特色景观的出路应从古典园林出发，不仅要传承发扬传统的造园手法和园林文化意象，更应当将人地相生的思想传扬下去作为人居环境营造的手段。道家学说洞天福地所提及的源自彭祖的健康观(养生说)，也是应对“疫病”的“灵丹妙药”[9-10]。

1 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研究

1.1 古典园林诞生于山水审美观念和人地和谐思想

不同于西方园林追求理性和秩序，古典园林的艺术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风景审美观念，那时自然崇拜的朴素思潮潜藏着人地关系的早期探索，并推动着宗教思想特别是道家文化艺术的产生。在古代，“风景”即“山水”，中国古典园林一直都蕴含着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体现着道家人文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天人思想[11]。由此形成道教自然观、伦理观与实践观，包括生态环境观、健康养生观等。同时，古人在研究山川地理和建造相地时，又形成了风水(堪舆)这一概念，从山水环境之中探究对人的影响因子，这些同源的观念都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中国古典园林构成的四大要素中，山、水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建筑处于从属地位。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画，往往都是以山水为构，建筑装点，飘忽自然，营造出一幅生动的郊野山居图。金秋野和王欣在《乌有园》一书一开头就引用五代周文矩的《文苑图》(图1)以表现山居意象，认为其表现的“山居的起居性”和“双重意向的压合方式”，预示了中国古代山水的2种方向[12]，这与自然山水园的真山真水和人工园林堆叠咫尺山林的意象不谋而合，山水可居可游，象征着古人居于自然的理想生活模式。由于后世城市建设规模加大，“城市山林难两兼”，江南私家园林也被称为“异托邦”[13]，以人为营造自然，创造“山居”。彭一刚先生研究古典园林提出的看与被看、主从重点、疏密、藏露、对比、仰视俯视借景关系等方法论，都是依托于山水主体形成的。

图1 周文矩《文苑图》 来源于网络

1.2 地域特征影响下的园林文化多样性发展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也形成了不同的园林风格，如以山地人居为特色的巴渝园林[14]、以古拙与浪漫为特点的徐派园林[15]等。

2 现代园林文化思潮

中国现代园林多为西方传入的理念思想，与土生土长的中国古典园林文化艺术迥然不同。西方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尽管掀起了工艺美术运动，试图复苏中世纪的古典自然艺术手段，但“二元对立”的思想难免根植于心，并随着我国向西方学习时一起传入中国，加上频繁的战争和发展的需要，造成近代早期生态环境关注度的缺失。

然而，西方对于景观文化的研究，的确存在许多先进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地域主义相关的研究，刘易斯·芒福德最早在《Sticks and Stones(棍子与石头)》一书中提出地域性这一概念。此后，亚历山大．楚尼斯、肯尼斯·弗兰普顿等学者针对地域主义作出进一步研究，又有专家学者提出新地域主义、批判性地域主义等概念[16]，为景观设计提供地域特色和新的人地关系的思考[17]。约翰·O·西蒙兹认为景观规划注重“体验”感营造，丰富了场所空间的互动性表达，与我国古典园林的浸入式园居相符合。此外，叙事性景观等手段也丰富了园林的可居可游的性质。

3 从生态与文化的同质关系再探中国现代景观的人地思想

3.1 生态、文化、人居三者的剥离现状

从园林城市到公园城市的探索，我国的城市与公园建设逐渐以文化为灵魂，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与人居生活品质。然而，部分公园在设计时仍未能多元考虑，只注重单一性或只强调生态，而忽视了地域文化特色和人的使用性，或一味追求吸引游客而破坏了生态环境，极大地违背了人地相生发展的规律，影响了“双碳双减”政策的落实。

3.2 以文化景观为典型代表的人地协和景观研究

“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其实质与中国传统的人地和谐共生的观念相契合。韩峰认为文化景观能填补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空白[18]，以山水环境自然遗产与人文景观而闻名的风景区成为民族文化与地方精神的象征[19];庄优波等认为文化景观的识别与保护的关键在于解决保护和使用之间的矛盾[20]；傅舒兰以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的西湖为研究对象探讨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21];杨晨等探究如何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景观[22]。此外，道教洞天福地涵盖生态、宗教文化与人居思想三方面，作为文化景观和人地和谐理想景观的典型代表，成为中日韩等多国学者研究的一大重点[9-10]。

3.3 生态就是一种文化

古代宗教的人地自然观一直传递着一种观念——生态就是一种文化。生态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同质关系，这种思想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依据。从历史来讲，早期的先贤哲人怀着对自然的美好崇拜，依托山水，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创造理想景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古代宗教思想的主体，影响着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与发展。这在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中尤为突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是道教文化思想的核心，道家也一直寻求创造一种仙山琼阁的理想景观，所以将老子神化成太上老君，将彭祖神化为长寿仙神。作为古典园林思想渊源的神仙思想也是人地和谐观念的想象化表达。从现实依据讲，比如公园城市的理念就提倡以文化为灵魂贯穿始终。

将生态视为一种文化，不是认为生态与自然不如文化重要，而是更高层次更高要求将生态自然视为城市的脉络基因来体现。风水堪舆学的应用也不仅只是满足庭院小景观的设计，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学习古人的生态智慧，利用风水学相关知识研究改造城市的山川地貌和林带构成，结合已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出更适合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新模式。这样，在设计时才能够充分统筹人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营造美好人居环境视作自身的责任，形成生态规律为基因、文化精神为灵魂、人居和谐为导向的可持续化的健康城市。考虑景观文化时，除了运用特色文化概念来讲述场所故事，营造地域氛围，只有将生态自然视为这片土地古老的历史，才会用心创造出环境良好、适宜人居的城市景观。而修复生态、营造自然为主的景观设计，也应适当把典型的人类痕迹(如工业遗址)留在场地，复绿的同时用文化引发游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人们便会不自觉地将保护绿色生活环境视为自身的义务。

4 人地和谐植入场地情感

无论是公园城市还是康复景观都是以自然为依托，以人文关怀为落脚。置身于一个城市特色文化风貌和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空间，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与场地发生共鸣。换言之，类似于意境的刻意营造和偶然所得2种创造方式，具有情感灵魂的景观环境，一种是利用传统的或现代的艺术手段刻意创造出来的，创造一个装置性、互动性、健康性的精神体验空间；一种则是环境烘托出来的，有如置身山林、自然感知、林静山幽、溪水潺潺。只有身在具有自然、文化与艺术的环境之中，才能真正感知“天人合一”的深刻内涵。古人琴棋书画诗酒花的理想艺术境界并非刻意营造，而是正处于特定的人生境遇、人真正融入自然之后有感而发的情感表达。“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才能实现生态、文化和人居环境的真正和谐[23-24]。

5 结语

生态文化观不仅只是一种口号，而应该是一种实践准则，高质量的景观设计必须树立文化自信的设计观。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本质，将生态视为一种文化，就是把生态观念作为“传家宝”。然而，我国现代园林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所表现的生态、文化、人居环境三者的割裂的现状仍将长久地存在。中国现代景观的发展之路，除了将西方一些关于场地的先进设计理念学习借鉴以外必须回归中国文化朴质的本源，既要学习技术方法更要重新探索人地和谐关系，将生态看作一种文化，在景观设计的全过程生态与文化都要始终贯穿；同时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思想视作一种现代景观设计的观念、一种城市建设的发展模式，一种健康生活理念、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使命，为场地赋予情感灵魂，更好地处理生态、文化与人居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景观和城市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