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登之争_参考网

首登之争

2021-04-09宋明蔚

户外探险 2021年4期

关键词：玛尼登峰攀登者

宋明蔚

“事了拂表去，深藏功與名。”

——李白

前不久，一场关于“首登”定义的是非论战，在国内攀登圈徐徐拉开序幕。

2020年11月，一拨登山者向四川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以下简称“川登协”）申请了一座四川未登峰的许可证，带着10人规模的队伍，朝着邛崃山脉的山峰进军。他们此行的目的正如队伍横幅上写的那样一未登峰首登暨山峰命名。

几天后，登顶成功的队员们晒出了川登协出具的登顶证明：

于2020年11月7日12时10分，在攀登邛崃山脉的醍醑山峰时，到达海拔5350米顶峰（首登），特此证明。

落款，四川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连同这张登顶证明一起晒出来的，还有他们站在顶峰的照片。一行人朝着山峰顶点走去，矗立在最高处的，是象征着山顶的、足足有半人高的玛尼堆……

等等，玛尼堆？

如果他们是川登协认可的该座山峰首登者，那么不知何时就已在山顶垒砌玛尼堆的人算什么？

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编出了段子：

“一定是他们自主攀登时，把玛尼堆的石头背上去的。”

“不，不是他们背上去的。玛尼堆是山顶上天然形成的。”

一个玛尼堆，便引出了这篇登协制度背后诸多不能说的秘密。

一我反对

醍醑山事件的爭议越闹越大，这把火从对个人的戏谑讽刺，慢慢烧到了川登协。

眼看事情渐渐失控，川登协在一周后发布了《关于登山运动山峰首次攀登的界定》的公告：

人类的登山活动由来已久，作为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之一的登山运动在我国开展的时间相对较晚。为了推广和发展登山运动，根据《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取得合法登山行政许可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并借助登山器材以登顶为目的的登山运动称之为首登，登顶后根据《登山管理办法》的规定，由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出具登山成绩认证。

简单来讲：不合法的首登，不算首登。

“什么是首登？”在一期《户外探险》杂志的卷首语，我写道。“首登是史上第一次有人站在山顶上的一刹那，还是人类赋予这个行为的社会概念。”

川登协的这一纸公告，将其定义为一种法规框架中的概念，却否认了人类站在未登峰山顶的客观事实。它唯一的法理依据来源于《登山管理办法》中，“未经批准，擅自开展海拔3500米以上山峰登山活动或者擅自变更攀登季节、路线或者山峰的，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登山团队予以警告、责令停止登山活动、成绩不予认定。”

问题就出在“成绩不予认定”。首登不是一个成绩，而是一种客观事实。

川登协却把基于“客观事实”的认定，混淆成一种对于“价值观”的社会概念上的判断。首登这一简单的事实，本来就有很多科学手段来认定，现在却变成了一场人人皆可发表观点的争论与纠缠。川登协、青登协、藏登协乃至中国登协，以及世界上任何一家权威登山机构组织，都没有资格认定或否认一次山峰登顶的客观事实。

当然，川登协的首登定义，在国际攀登界并不受到认可。

“第一个到达顶峰的人就是首登者，而仅仅把有组织的或经过认证的攀登算作首登，这是非常荒谬的。”美国著名专业攀登杂志《岩与冰》的主编Duane Raleigh对我说。作为北美攀登媒体的意见领袖，他的观点往往代表北美主流登山界的心声。

“我看不出经济或法规如何左右一次真正的首登。某人要么是首登者，要么就不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有任何分歧。既然曾经的首登会被抹去，那么在未来，‘首登就能被标价出售。”

有人会反驳，国际上的攀登准则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但“首登定义”似乎也远远背离了中国民间自由攀登者的主流认知。

关于玛尼堆冷嘲热讽的段子就是一例。正如民间登山爱好者Runa在一个硬核攀登的微信群里评价道：“被喷这人反正不是基于事实的首登，而是登协认可的‘首登，这种‘首登在专业领域里反而成了一种耻辱。比搞笑诺贝尔奖还不如，至少人家出发点就是搞笑。”

川登协给出了首登的定义。不合法，就不予以认证。但中国的自由攀登者从不在乎登顶证书和官方的认可，他们只追求登山的快感。但细想之后，又觉得他们必须在乎。

现实点吧。

如果没有官方认可，非法的首登就无法得到媒体的正面曝光。这对大多数自由攀登来说，也还好。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赞助会越来越少。品牌是要讲故事的。没有哪个品牌愿意赞助一个故事永远不会被报道的登山者。

登山者自费攀登，攀登时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社会压力，登顶后不被世人认可，在这样的压迫下，国内的登山文化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灭绝式闭环。

首先，没有登山许可。接着，首登不被承认。之后，没有历史的记录和赞助商的赞助，也就不再有敢于探索未登峰的登山者。

这是一个无限循环。如果这个循环有个尽头，那一定是消亡。登山精神的消亡。

登山就如同诗歌、绘画、文学，是一门启发人类心灵的艺术。事实上，成熟的自由攀登者在山峰上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施展着纯熟的技术，这确实是一种真正的艺术。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郑重宣布：阿式登山成为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上定不会有一部电影、一幅画、一首曲子因为它创作的过程没有得到法律的许可，而不被认可它的“伟大”。

否则，登山者的精神世界将会显得多么苍白。

有必要在此说明的一点是，这不是一篇鼓励偷登的文章。恰恰相反，作为户外媒体人，我非常尊重既定的秩序。

无论是要缴纳1500美元注册费的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峰，还是尼泊尔禁止攀登的宗教神山鱼尾峰，既然官方制定了规则，那我们就要遵守规则。

遵守规则，同时并不代表我认同规则的合理性。我反对川登协关于首登的定义。

对首登事实的否定，就是对历史和真正首登者的不尊重。我不想中国登山的历史被推翻，也不想它建立在谎言、愚昧和轻蔑之上。

我不想让真正的首登者被历史遗忘。

二川登协，规则制定者

四川是中国高海拔山峰（海拔3500米以上）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其次是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份。

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四川又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通便利性，这也使得四川的山峰非常容易接近。从成都开车两个多小时便可以抵达四姑娘山域或贡嘎山域。

良好的便利性，也让四川成都成为了中国攀登氛围最浓厚的大城市之一。但庞大的攀登人群基数，也导致四川是中国高海拔山脉事故最多发的省份。

根据过去5年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显示，四川省是中国高海拔探险中事故和高海拔遇难人数最多的省份。

管理规划四川山峰的攀登活动，川登协责无旁贷。川登协的前身是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服务处。1983年，四川登山服务处撤销，正式成立四川省登山协会。2009年，更名为现在的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如川登协官方网站的公示显示，川登协履行的职能之一，便是“受省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对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登山活动进行管理”。

川登协确实不负众望。在全国众多登山协会中，川登协已经算是最开放、最人性化、口碑最佳的中国地方登协。

正如自由攀登者张宝龙所说：“登协可能给大家造成了不便，至少也卡掉了一批更不专业的人，如果四川的山事故多，可能地方政府就决定封闭了，登协也不会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大家在骂登协的时候至少能知道登协有什么压力和难处，不然只能算抱怨，缺少客观……我看四川登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在建立当地的登山体系，提供合法合规的攀登手续，这些对大环境都是好事。”

身在中国西部最大的旅游省份，川登协拥有着丰富山峰资源的管辖权，拥有对每年数万来川登山者的管理权。它被赋予了无穷的权力。但这意味着，登协的一个正确决策，都会惠及每一位攀登人群，而每一个错误的决定，也会败坏中国最宝贵的攀登土壤。

有时，这个错误的决定未必是腐败，只是一个可笑的定义。

川登协发布关于首登的定义，初心可鉴：想在众说纷纭的无序状态中，制定出一个有序的规则，平息争议。规则的意义不就是用来在混沌状态中，实现一种程序上的公平吗？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并不符合主流自由攀登者认知的规则。但规则毕竟是规则，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可惜的是，最终的结果却让这种无序的状态更加混乱。

《岩与冰》主编也曾好奇地问过我，除了让中国的攀登群体不爽之外，首登的定义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实质的影响？

大多数登山者对“首登定义”的嘲弄，情感否定多于理性梳理。但从未深入思考过这一规定的真正利害。

“首先，对你和我——媒体从业者和历史的记录者——也会造成混乱。”我想了想之后，对他说。“当一个人声称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首登者，另一个人声称自己是法律意义上的首登者，我们该如何判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首登呢？”

川登协的这篇公告更像是一纸檄文，将四川山峰的“首登”彻底割裂成两种情况：合法的首登，以及事实上的首登。

当一座未登峰的首登没有被官方承认，几天之后，另一支队伍在同样的路线攀登完成同一座山峰的首登。那么，真正意义上开辟路线的先锋可能默默无闻，最终被淹没在历史中，而在几天后复制同一条路线的登山者却成为了“首登者”。

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几年内、或许在2021年就会发生。

10年后，没人记得第一位站在未登峰山顶的首登者。这意味着，当国际顶级登山者来到四川时、中村保书写这一区域的山峰历史时，他们只知道合法首登者的名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站在某座未登峰上的登顶记录被抹掉。

总有一天，国际登山者会来四川登一座假的未登峰。

三请放过那名偷登者

如果要为中国的自由攀登者写一本书，那书中定会有浓墨重彩书写偷登者的一章。未登峰的开辟者，大多也是偷登者。

在主流的社会新闻报道中，偷登则会被简单地归类为一种形式的犯罪，而这也将逐渐塑造社会对攀登群体的负面印象：违法、冒险、自私。

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就注意到了偷登的现象，在一则报道中如此写道：“对于我国的自由登山者来说并不是个别现象，反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过偷登经历的自由攀登者赵兴政在采访中也表示：“在目前国内的登山环境下，偷登也属于无奈的行为。”

偷登曾经只是一個选项，但现在却成为了必需品。年轻一代的自由攀登者，亟须一处地形丰富的攀登训练场，好实践他们的攀登技能。而普通的商业山峰则完全满足不了这一功能。

那为何国内登山者就不能老老实实地交钱、走程序注册、完成一次合法的未登峰攀登呢？

他们不能。地方登协没有对未登峰的攀登注册费用明确公示，甚至没有定价的大概范围。登协可以对未登峰随意定价。

这意味着“关系”是其中的一切。同一座未登峰，注册费可能是数干，也可能是数万。

即便做了冤大头，甘愿交数万元的未登峰注册费，还有可能被拦在未登峰的注册门槛之外。早在10多年前，严冬冬就在《门槛与碎玻璃》一文中，针砭这一现象：

“目前的登山管理办法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门槛太高——高到让许多人根本迈不过去，只能翻墙进屋……只是相当于在墙头镶上碎玻璃，如果门槛依然那么高，愿意走进登山这片院子的人自然就少了。一方面严厉打击偷登（假设在各地都能有效实施的话），另一方面又不肯放低甚至进一步加高审批注册的门槛，不努力扶持地方向导和协作，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彻底扼杀许多地方的登山经济，以及在国内刚刚发展不久的自由攀登运动。”

严冬冬绝不会想到，2009年的这篇文章，放在2021年依然适用。一切都没变。

与文中“扼杀地方的登山经济”相比，这对偷登群体明确而又即刻的影响是：没有商业意外保险。

很多商业户外保险固然涵盖了7000米以下的攀登活动，但绝不会保违法行为。

没有获得未登峰许可证的登山者，冒着偷登的风险攀登一座山峰，更像是没有保险保障的free solo。一旦出事，自己的家庭就需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医疗风险、赔偿和高达几十万的巨额救援费用。

难以落实的未登峰高注册门槛，看起来是拦住了一些懵懂的小白，但更多是责任风险的转嫁。

以四姑娘山为例。在我对几名偷登者的采访中，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2018年，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了《关于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登山活动的公告》，从此四姑娘山域的热门山峰便以环保的名义，禁止“在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核心区内开展登山活动”。

四姑娘的山，名义上不能登，实际上可以登——这是在国内登山者心中不能说的秘密。

近几年爬过四姑娘山二峰的登山者都知道，登山证虽然办不下来，但只要联系当地的户外俱乐部，在景区管理局办理徒步露营证，就可以借露营徒步的名义，“徒步”到山顶了。

这样一来，登山管理局满足了收入需求，登山者和村民其乐融融，四川的登山氛围一样浓厚。看起来互不相干，地方登山经济蓬勃发展。实则其中大有奥妙。

登山者与当地向导、户外俱乐部的私人交易行为并非明面上的交易。不出事则已，一旦出事，责任便会转嫁。首当其冲的就是登山者自己，其次是向导，然后是俱乐部，之后是景区，最后才是登协。风险逐渐递减。

登协很怕出事，更怕摊上事。这种规避责任风险的踢皮球心态似曾相识。但我们扪心自问，踢皮球的何止是川登协和景区？

问题在于登协，更在于民间。

在景区出事儿告景区，这似乎是近几年屡见不鲜的社会新闻。登山运动作为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出事的登山者往往不想自己负责，便告领队、告向导、告景区。登协和景区似乎被告怕了。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人对登山运动及其精神完全没有了解，才会觉得一旦发生山难，管理部门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严冬冬曾分析道。“事实上，登山本来就是一种极限运动，是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有可能导致严重伤害和死亡;选择了登山的人，也就同时选择了这种可能性。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登山的人都是成年人，既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自然就应该为自己可能遭遇的意外负责。只要审批过程符合规章，那么如果发生事故，中国登协和地方登协唯一‘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及时组织协调搜救。”

登山者越是推卸责任，登协越是害怕，政策越是紧缩。双方像是两条相互绞杀的藤蔓，越收越紧，直到被对方扼杀掉。

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困境。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一点让步。川登协和登山管理局需要对民间登山者多一些信任，登山者需要多一些自主和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