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涛

(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河流改道是指河流改变原来路径而沿着新路径流动的现象。其成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前者是由如河流袭夺、河床淤高等引起改道；后者是按照人类的利用目的，有计划地开凿新河道，改变旧河道的流向。(1)曲格平主编： 《环境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与区域社会生产和发展有密切联系的河流改道会直接影响区域内的农业生产、交通格局及城镇布局等，一些重要河流的改道甚至会导致流域内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变化。作为历史时期河流人工改道实例，浙江省东部的浦阳江改道较为典型，其对流域型区域社会的形成和转型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初，陈桥驿发表《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一文，就历史时期浦阳江改道问题进行了论述，引发了其他研究者的关注。(2)陈桥驿： 《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历史地理》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79页。朱海滨在考证浦阳江改道史实时，提及浦阳江改道后的数百年间上、下游之间一直存在争执，影响区域水利治理。(3)朱海滨： 《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122页。之后，钱杭对元明以来浦阳江改道的过程做了全面、细致的文献梳理考证，认为改道直接影响了萧绍平原西部萧山县境内湖泊群的兴衰，从根本上推动了湘湖水利集团的瓦解和区域社会的转型。(4)钱杭： 《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形成和转型的影响——以浙东浦阳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区域扩展到原浦阳江下游，进一步讨论浦阳江改道对整个萧绍平原水利的影响。图1为明代浦阳江改道的示意图。

一、 浦 阳 江 改 道

今浦阳江为钱塘江支流，发源于浙江省浦江县花桥乡西部岭脚，自南(偏西)向北流经浦江县、诸暨市和杭州市萧山区，至萧山区后，经临浦镇，出碛堰山，西北流至义桥，在闻堰镇南侧小砾山从右岸汇入钱塘江。河长约150千米，流域面积3 452平方千米。(5)浙江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 《浙江省水利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8页。

图1 明代浦阳江改道示意图资料来源： 底图参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明·浙江”图(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浦阳江下游河道走向，按汉代至南宋各种文献记载，应为今西小江。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记载，浦阳江在明中叶发生改道，由之前从临浦北流经钱清，东出三江口入海，改道从临浦向西北出碛堰山，汇入钱塘江。

陈桥驿《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一文认为： 自明代以来的绍兴地区地方志中有关浦阳江下游河道走向的记载有误。现在浦阳江下游河道原本就是西出钱塘江，并非明代改道之后形成，南宋时期建造的堰坝——碛堰迫使浦阳江借道西小江入海，长达三百余年之久。直到明代碛堰被废，修筑了临浦坝，才使浦阳江复归西流，即今日之浦阳江河道。(6)陈桥驿： 《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历史地理》第1辑，第65—79页。除与此相关地方研究人员的引用外，萧绍地区地方志书如《绍兴县水利志》《杭州市萧山区地名志》等都采用了陈桥驿的观点，不过《浙江省水利志》还是谨慎地采用传统旧说，认为历史上浦阳江曾经由临浦、麻溪，经绍兴钱清，至三江入海。见绍兴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 《绍兴县水利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3页；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杭州市萧山区区划地名管理办公室编： 《杭州市萧山区地名志》，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40页；浙江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 《浙江省水利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8页。之后虽有学者对此持疑，并就其论证细节有过讨论，但未对其结论进行正面商议。(7)孔子贤、陈志根： 《浦阳江下游河道变迁考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王志邦： 《六朝渔浦新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2013年，朱海滨发表《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一文对陈桥驿的观点展开商榷，认为明代以来绍兴府地区各种方志的记载无误，始于元代的碛堰山开凿活动是钱塘江主泓道北移、西小江下游排水不畅大背景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人工干预河流的工程。(8)朱海滨： 《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历史地理》第27辑，第106—122页。2017年，尹玲玲等发表《也论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一文，又从萧绍平原地质背景角度进一步支持了陈桥驿的观点。(9)尹玲玲、黄强： 《也论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中国农史》2017年第5期。尹文认为浦阳江下游在唐代之前西出渔浦，散漫北流，唐后期至南宋时东西分流，南宋至明时主流东入三江口，明后期主道复归西流。明中期以后浦阳江西出，由西北向汇聚钱塘江，取决于其地质背景上的地层断裂线，比其迂回曲折而东注入海，比降更大，流速更快，流路更短。

但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也与陈桥驿的论断有异。如萧山区进化镇泥桥头巡的茅草山遗址，年代从良渚晚期、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六朝，遗址的分布范围跨越浦阳江两岸，东西两岸遗址延续一体，后被浦阳江一分为二，说明浦阳江在这一时期并未通过这里。作为浦阳江改道重要的工程节点——碛堰山，其附近的新坝遗址也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在河道两侧及河床，考古专家判断两岸原为一个遗址。该遗址上部叠压有商周地层及六朝水井等遗址，在河道底部被侵蚀、冲决，可见及至汉、六朝时期，这里尚不是浦阳江河道的准确位置，新坝遗址的发掘从某种意义上给上述陈氏结论提供了反面证据。但考虑考古调查空间范围的局限性及浦阳江下游河道摇摆的复杂性，考古发现也并未直接支持浦阳江东出三江口的观点。(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转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编著： 《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 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明代的一些舆图似也可为明以前浦阳江的走向提供参证。在明嘉靖年间罗洪先绘制的地图集《广舆图》中，其中《浙江舆图》(图2)部分在绍兴府西部标绘有一条河流，图中标记为钱清江，其流向为： 从义乌、浦江两县交界地带发源，东北流经诸暨县，经乌带山西，过萧山县南，经涂(塗)山以西，北流至绍兴府西北，与萧山县北一条水道同汇入三江口。(11)《广舆图全书(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西安地图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图2 《广舆图·浙江舆图》局部资料来源： 《广舆图全书(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西安地图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钱清江，即浦阳江别名或浦阳江下流之别名，又称西小江。如《嘉泰会稽志》载“浦阳江在县东。源出婺州浦江，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诸暨县。溪又东北流，由峡山直入临浦湾，以至海。俗名小江，一名钱清江”(12)《嘉泰会稽志》卷一○《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85页。。元末王袆所撰《钱清江浮桥记》也说“钱清江，古名浦阳江，俗名小江。在山阴东北五十里，江北则萧山境也”(13)〔明〕 王袆著，颜庆余点校： 《王袆集》上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万历《绍兴府志》载“钱清江，在府城西五十里，浦阳江下流，汉刘宠投钱处也。今通为运河，江废”(14)万历《绍兴府志》卷七《山川志四》，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而《广舆图》中萧山县北通往绍兴府城的水道，考诸史籍，仅有运河(今称浙东运河)与此相符。《宝庆会稽续志》山阴萧山运河条载：“运河，自萧山县西兴六十里至钱清堰，渡堰迤逦至府城，凡一百五里。”(15)《宝庆会稽续志》卷四《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7135页。区域内其他宋明方志的记述亦大体相似。

《广舆图》是明代学者罗洪先在元代朱思本《舆地图》的基础上，参考元明部分政区图所编绘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地图集，其稿本完成于嘉靖二十年(1541)(16)有关《广舆图》的成图时间，有嘉靖二十年和嘉靖三十年两说，本文采“嘉靖二十年”说。参见王自强： 《国家图书馆藏〈广舆图全书〉初刻本出版说明》，《广舆图全书(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第1页。，距离以明成化十八年(1482)戴琥撰《绍兴府境全图记》为标志的明代浦阳江下游改道系列工程阶段性完成时间约半个世纪。(17)钱杭： 《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形成和转型的影响——以浙东浦阳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考虑到传统时期地图编绘信息的滞后性，《广舆图》中所标绘的浦阳江河道走向信息应稍早于改道完成时间。综上述文献和舆图，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第一，从河流走向及周边山川、城邑地物断定，《广舆图》中所绘“钱清江”即为浦阳江，与浙东运河在绍兴府西北钱清镇相交，然后东入三江口；第二，图中浦阳江下游东出三江口，为单一河道，无西出钱塘江支流或岔道，表明最迟在《广舆图》成图或在此之前的元至明中期时间段内，浦阳江下游河道或主流仍为西小江。

基于浙东考古发现和罗洪先《广舆图》资料，笔者认为，汉代以前浦阳江下游的具体走向是散漫北流还是有具体的东、西流向，以及不同走向变迁的时间节点，仅靠现有文献资料和技术手段显然尚难确定，还需更多地质和勘探证据进行参证。但汉代以来有关浦阳江走向的文字记载和图像描绘，尽管有一定模糊性，却不能轻易否定其内容的有效性，必须结合文献描述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河流周边社会生活实态进行综合考察。如萧山、山阴两行政区划界线，湘湖灌溉范围变动，西小江两岸交通方式变迁等因素就从侧面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尽管已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但相关研究仍有推进的空间。随着现代地质调查技术逐渐成熟，未来也许可以获取更多更精确的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河道走向的时空信息。虽然对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改道的次数及时间节点还存有争议，但学界对其在明中叶发生过改道这一史实已有共识。本研究即是在此基础上，基于传统文献，针对这次改道所引发的区域水利格局演变、区域性水利系统及水利协作体系由分散走向统一的进程进行论述。

二、 改道前萧绍平原水利概况

萧绍平原倚山临海，地处浙东沿海平原丘陵旱洪区，洪、涝、旱问题十分突出。追溯区域开发历程，无论是排水造地、储(引)水灌溉，或是建设堤塘闸坝，水利事务在区域社会经济生活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对此，清末民国之际的李镜燧在《越中山脉水利形势记》中有极好的概括：

越中地属海隅，南并山，北临海，地势南高北下。江流溪源下注，海潮怒激，江与海相通，吐纳无节，本天然一泽国耳。似今之一望膏腴，农村鳞比，无水旱之患而安居，称乐土者，繇千数百年来诸先哲之经营，竭人工之缔造，以弥补地维之缺陷者也。(18)〔清〕 李镜燧： 《越中山脉水利形势记》，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4页。

从地域开发角度而言，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就必须营造出适宜生存的水土环境。首先，要开辟排水通道、修建系统的排水工程以宣泄地表水，待地面干涸之后，才能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与长江三角洲太湖东、南岸低地“纵浦横塘”的排水网络十分类似。其次，为了防止海水的入侵，必须在沿海一带修筑堤防(海塘)及排水设施(水闸)。这些塘闸的维护和加固也需要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有些已经耕作成熟的田地，在一次大的咸潮的袭击之后，土壤质地变坏，田地荒废，洗咸脱盐常常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之久，然后才能重新种植。因此，海塘的修筑与维护对于滨海平原的稳定开发十分必要。故在江浙一带滨海区域，古有“水利治内、海塘御外”之说。对于海塘修筑对浙东地域开发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本田治在《宋元时代浙东的海塘》一文中有过详细的探讨，防潮堤的石塘化、连续海塘化等所谓技术上质和量的进步，是浙东区域开发的前提条件。(19)本田治： 《宋·元時代浙東の海塘について》，《中国水利史研究》第9号,1979年。

基于区域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和稻作农业的环境属性，通过修建人工湖泊(水库)调蓄洪涝成为最实用、最可行的工程补救措施。历史时期，萧绍平原的开发从南部的山麓地带经平原中部向北部沿海地带逐步推进，与此同时，区域内的湖泊(群)也随之运动。(20)陈桥驿、吕以春、乐祖谋： 《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地理研究》1984年第3期。在早期地域开发“北进”过程中，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措施莫过于鉴湖等一系列人工湖泊(水库)的创建，“古人设陂湖以备旱岁”(21)《嘉泰会稽志》卷一○《湖》，《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892页。，保障平原上淡水资源的供给，为灌溉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万历《绍兴府志·水利志》在总结绍兴府水利概况时称，绍兴府八县除南部山区的嵊县、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为水库，农夫望之为命”(22)万历《绍兴府志》卷一六《水利志一》，第1227页。。明清以来学者谈及此区地域开发进程之重要节点时，每每必首推鉴湖。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主持创建鉴湖，“在会稽、山阴二县界筑塘蓄水，水高于田，田高于海各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水入海。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23)《嘉泰会稽志》卷六《祠庙》，《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805页。。鉴湖因其庞大的拦蓄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山会平原的灌溉条件，“故山阴界内比畔接疆，无荒废之田，无水旱之岁”(24)《嘉泰会稽志》卷一三《镜湖》，《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941页。。

自宋代以后，浙东地区就一直是全国突出的地少人稠区域，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围垦湖泊的速度与日俱增，湖泊废复论争四起。这一时期，萧绍地区最突出的就是鉴湖的围垦问题，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复湖议论。如曾巩的《鉴湖图序》、王十朋的《鉴湖说》、徐次锋的《复湖议》等文，力陈鉴湖垦废之弊，呼吁复湖。鉴湖的垦废，是自然环境和人为作用的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不过其中人口激增引发的土地资源日趋紧张是重要因素，而鉴湖的垦废只是这一时期萧绍平原众多湖泊因围垦而湮废的一个缩影。(25)陈桥驿： 《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有关废湖为田的弊病，时人已有共识，不过复湖派难免夸大废湖为田的种种不利后果。同样是为农田灌溉而创建的萧山湘湖，自北宋政和二年(1112)创湖仅七年后，就有部分湖区居民向朝廷提出了废湖复田的请求，地方官则犹豫不决，“议不画一，且议罢者少，议筑者多，主客不敌，遂迟久未决”。有乡老建议“视今年旱涝果须溉与否以定行止，旱则留之，否则听罢之可耳”。是年大旱，赖湖水救济得不饥，如此“议罢不许”，湘湖才得以留存。(26)〔清〕 毛奇龄： 《湘湖水利志》卷一《宣和年议罢湖不许》，《湘湖(白马湖)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321页。对于平原开发而言，无论是以土地空间换取湖泊(水库)空间，还是以湖泊空间换取土地空间，都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一种选择，其中必然有利益的失衡现象。正如明万历年间绍兴状元张元忭所评价：

曾、王、徐三公之议，非不凿凿可听，然在当时已窒碍不可行，至于今又数百年矣。无论二千顷之膏腴，民命所赖，即庐舍坟墓于其上者，无虑千万家，若尽铲而为湖，是激洪水于平世也。且昔之为湖者将以蓄水耳，今既有海塘，有三江闸，谨修筑时启闭，可永无患，而又蓄此二千顷之水，徒以鱼鳖，兹土将安用之哉。(27)万历《绍兴府志》卷一六《水利志一》，第1247页。

在废湖为田已成定局的事实下，单单谋求退耕还湖，而不顾湖泊的周期性淤积衰亡及复湖所需面对的社会阻力等因素，复湖派的言论显然只是空想而很难付诸实践。另外，从工程技术角度而言，从唐代开始萧绍平原东江塘、北海塘陆续构建完备，唐贞元年间，在绍兴以北的玉山旁置朱储斗门，调蓄内河水位，至此萧绍平原东部山会平原地区河湖水网联为一体。通过内河河道蓄水，又进一步抵消了对鉴湖的灌溉需求，山会平原的水利系统发生了由鉴湖蓄水向三江闸调节内河水网的根本转变。(28)耿金： 《9—13世纪山会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系统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辑。

横穿萧绍平原中部的浦阳江原本经三江口入海，元明以降，钱塘江主泓道由南大门向中小门、北大门演变，加速了南岸沙土沉积，从而使浦阳江下游河道不断淤积，加之潮水顶托，西小江沿线常因泄水不畅发生洪涝灾害。从临浦至钱清段河道，东岸地属山阴，皆为山地，“延袤至于钱清而未断，山为阻截，被害之田土犹少”。西岸的萧山则不然，其地“并无山岗阻截，一望平田，而且多通江之水口，一遇泛溢，平田以内皆江也。即不泛溢，而江水由各河以入，浸淫洋溢，无一田庐非江也”。萧山南部、东部的苎罗、来苏、由化、里仁、凤仪等乡被害尤剧。自宋代开始，萧山就在西小江西岸设置堰闸，“以时启闭，节水之流”，“以遏江水内溢之势”。(29)康熙《萧山县志》卷一二《水利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366页。山阴县境西小江北岸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都之地，受上游洪水和下游海潮双重侵袭，向来为斥卤之地。南宋嘉定年间，绍兴知府赵彦倓在加石修缮萧绍平原北部后海塘的同时，又兴工筑西小江沿岸江塘，以御潮汐。(30)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七《水利志二》，第1302页。元末开凿碛堰山分泄浦阳江上游来水，西小江流量减少反而加剧下游“沙土淤塞”，故在宣德十年(1435)，吏部主事沈中建议“束水攻沙”之法，堵碛堰山口，集中浦阳江上游来水，以冲刷西小江下游河道泥沙，如此“则沙土冲突，舟楫可通矣”。(31)《明英宗实录》卷九“宣德十年九月戊子”条，《明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6页。之后正统十二年(1447)，山阴人王信又奏请朝廷下诏，“命萧山、山阴二县起役浚之”(32)万历《绍兴府志》卷七《山川志四》，第591页。。

为应对浦阳江下游河道淤积引发的两岸洪涝及海潮威胁，进而对河道沿线的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从元末开始，浦阳江下游就开始了综合性的水利整治工程： 一方面开碛堰山分浦阳江西流入钱塘江，另一方面对西小江下游河道进行疏浚，以缓解汛期下游排水压力。

三、 改道后萧绍平原水利转型

起始于元末的浦阳江改道工程并非单纯引浦阳江水西出钱塘江，而是一项包含凿碛堰山，修西江塘，筑临浦、麻溪二坝，建西小江下游水闸以阻咸蓄淡等项目的综合性水利工程。乾隆《绍兴府志·水利志》总论中论及浦阳江改道及相关工程之后萧绍平原水利形势的转变时，总结到：

故昔之言水利者，不可以言于今。昔之利在蓄，今之利在泄；昔之利在顺而导之，今之利在障而遏之也。夫镜湖三百余里，承三十六溪之水，汪洋澒洞，筑堤以蓄之为堰、为水门、为阴沟，虽皆所以泄水，而惟旱则启之，此所谓利在蓄者也。浦阳江自金华入诸暨，与东江合，至临浦注山阴之麻溪，又东北至钱清以入海，其流甚大，春霖涨溢，往往浸庐舍而害田禾，必开塘堰以畅其流，筑堤坝以杀其势，而后无漂没之患，此所谓利在顺而导之者也。二者昔之所急也，今则不然。自麻溪有坝，浦阳江由碛堰以入浙江，而镜湖故迹沮洳泛滥，其疏瀹浚治之功有异于昔，故内水则主泄，外水则主遏。(33)乾隆《绍兴府志》卷一四《水利志一》，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页。

总体来说，浦阳江改道前后萧绍平原的水利事务有以下两方面的转型。

(一) 由内到外： 水利事务空间的转换

明中期浦阳江改道之前，萧绍平原的水利事业主要集中在平原内部，集中于以湖泊和河道为中心的“内水”。一是以鉴湖、湘湖为代表的湖泊(水库)工程，主要功能在于蓄水灌溉；二是为解决西小江河口的淤积和排水不畅问题，在两岸修建塘闸工程及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导水入海。大致从唐代开始，至明嘉靖年间三江闸完工，萧绍平原内部在逐步消除浦阳江水患时，也在逐步构筑起统一的内河水网体系。唐代以玉山斗门为节制闸的山会水系取代了鉴湖水系，这是萧绍平原东部水利整理的重要阶段。而元明时期浦阳江的改道、三江闸的创建使原浦阳江下游东岸的山会水系和西岸的湘湖水系联为一体，构建出统一的萧绍(三江)水系，取代了原来分散的湖泊(水库)水利。至此，平原内部的水利系统已基本完成，之后主要是局部维护。整个萧绍平原外围由会稽山地、曹娥江、浦阳江、钱塘江等山川屏障环绕，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地理单元。基于濒江临海的外部环境，障遏“外水”入侵成为改道后区域水利发展的基本动机，“北海塘，东、西江塘为三面边防”(34)〔清〕 李镜燧： 《越中山脉水利形势记》，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第1889页。。故清代学者称“自元迄明，人不敢议复湖，乃专事于海”。(35)〔清〕 陈绂： 《俞公塘纪事》，康熙《绍兴府志》卷一七《水利志二》，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页。从“湖”到“海”正是这种空间转换的直接体现。

从土地资源开发的角度，亦可见此种转换过程。从排水造地到造湖溉田，再到湖田之争，对土地资源的强烈渴求及对生存空间的拓展是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浦阳江改道完成之后，原临浦至三江口段浦阳江河道(西小江)逐渐变成一条狭窄的内河，其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沟通两岸的交通设施，“跨西小江者，其先为渡，自碛堰通后悉改为桥”(36)康熙《萧山县志》卷一二《水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1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07页。。而萧绍平原区域内山阴县西北及萧山县东一带原受浦阳江水害之地逐渐被改造为桑田沃土，西小江两岸之民“反藉小江为利，而两涯之斥卤者，今民居矣，萑苇者，今桑田矣”(37)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建置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15页。。天顺元年(1457)，绍兴知府彭谊在西小江下游筑白马山闸“以遏三江口之潮，闸东尽涨为田”(38)嘉靖《山阴县志》卷二《山川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成化年间知府戴琥又在西小江下游南北两岸修筑新灶、柘林、夹篷、扁拖四闸，“节潮水之上下”(39)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建置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15页。。于是，西小江下游原先受浦阳江水害及浦阳江河道所占据区域都被开发出来，形成新的土地资源。至嘉靖年间，绍兴知府汤绍恩在西小江口创建了三江闸及附属海塘，“建闸后，西(小)江亦为内河，其地始可开垦，四都内增田甚广”(40)《附录建闸增田》，〔清〕 程鸣九纂辑： 《三江闸务全书》上卷，马宁主编： 《中国水利志丛刊》第48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45页。“四都”指山阴县境内西小江北的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都之地。。“塘闸内得良田一万三千余亩，外增沙田沙地数百顷。”(41)《郡守汤公新建塘闸实迹》，〔清〕 程鸣九纂辑： 《三江闸务全书》上卷，马宁主编： 《中国水利志丛刊》第48册，第43页。萧绍平原北部西小江沿岸的沼泽和斥卤地带进一步被垦殖为耕地，并拓展至北海塘以外的后海沙地。明末开始，杭州湾主泓道北趋形势加剧，至乾隆年间主泓道基本稳定在北大门，南岸淤涨出大片沙地，成为重要的土地资源。

唐宋至明中叶，萧绍平原外围塘闸(尤其是闸)空间位置的渐次推移，以及浦阳江下游改道工程，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地域空间由内向外拓展的重要进程。唐宋以降萧绍平原内诸如湖田之争、西小江泛滥等资源与环境问题尽管都是以“水利”的形式展现，但最根本的矛盾似乎可以归结为因人口增加所引发的土地资源短缺，从而形成从与湖争地到与江(西小江)争地，再到与海争地的土地资源开发进程。

(二) 由蓄、泄内水到障遏外水： 水利事务内容的转变

浦阳江改道西出后，西小江下游泄水不畅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有了内河水网作为灌溉补充后，平原上原有的湖泊(水库)水利工程在自然淤积和人为围垦等因素下逐渐走向衰败。有关萧绍平原水利的主要议题转向平原外围，障遏“外水”入侵成为区域水利发展的基本动机。闸、塘、坝是明清时期萧绍平原最主要的水利工程形式，其中对于区域水利进程至关重要且需要长期维护的水利工程主要有三。

1. 阻咸蓄淡、节制萧绍平原内部河湖水系的三江闸

伴随着浦阳江改道工程的推进，西小江下游水闸逐渐从以泄为主转变为蓄、泄兼具的综合性大闸。嘉靖十六年(1537)，由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联合山阴、会稽、萧山三县，“于三邑田亩，每亩科四厘许”(42)《郡守汤公新建塘闸实迹》，〔清〕 程鸣九纂辑： 《三江闸务全书》上卷，马宁主编： 《中国水利志丛刊》第48册，第36页。以济工用，在山阴境内的西小江河口修建了三江闸。该闸按水则“以时启闭”(43)《萧公大闸事宜条例》，〔清〕 程鸣九纂辑： 《三江闸务全书》上卷，马宁主编： 《中国水利志丛刊》第48册，第66页。，“节宣三邑之水”(44)〔清〕 程鸣九纂辑： 《三江闸务全书》上卷，马宁主编： 《中国水利志丛刊》第48册，第10页。，兼具阻咸、蓄淡、排涝、航运等综合效益，成为萧绍平原水利系统的重要枢纽，“自是，三邑方数百里间无水患”(45)《明史》卷二八一《汤绍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13页。。从创建之始一直到民国时期，山阴、会稽、萧山三县围绕三江闸的创建与维护展开了大规模的协作。(46)有关三县协修三江闸事例，参见李晓方、陈涛： 《明清时期萧绍平原的水利协作与纠纷——以三江闸议修争端为中心》，《史林》2019年第2期。

2. 平原西部阻挡浦阳江、钱塘江洪水威胁的西江塘

浦阳江改道西出汇入钱塘江后，原“小江”之害移至“西江”。(47)〔明〕 黄九皋： 《上巡按御史傅凤翔书》，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建置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第219页。西江塘从临浦延至西兴，塘外为浦阳江与钱塘江的交汇地带，两江“上源高势若建瓴，萧山在其下流，独赖此一带之塘捍之”(48)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七《水利志二》，第1303页。。若洪峰相遇，加之杭州湾海潮顶托，常发生洪水壅阻现象，以致西江塘外洪水长期不能外排，决堤为害。此外，时间短而强度大的台风雨也易使流域较小、流程较短的浦阳江形成极大的洪峰，溃决堤防，在中游河谷和下游滨海平原形成严重的水灾。(49)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 《浦阳江防洪(结合排涝)流域规划及总结》，水利部勘测设计局编： 《全国中小河流流域规划会议经验交流文件汇编之二具体规划介绍》，水利电力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现今的水文数据观测和数学模型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参见胡国建、丁涛、尤爱菊、王淑英： 《钱塘江洪水顶托对浦阳江洪水位的影响研究》，《水电能源科学》2011年第11期。“每遇江水涨漫则溢入，为山、会、萧三县之患。”(50)康熙《山阴县志》卷一二《水利志》，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8a页。嘉靖十八年(1539)，“水大发，塘坏，山、会为巨浸，无论萧山，三邑大困，延及山、会”。(51)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七《水利志二》，第1303页。萧山进士黄九皋乘机致信巡按御史傅凤翔，号召山阴、会稽两县协修西江塘。从此西江塘由三县协修形成惯例，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杭州湾南岸江海塘工程被中央政府全面接管。(52)陈涛： 《区域水利协作中的国家与地方——以明清萧绍海塘建设为中心》，苏智良主编，薛理禹执行主编： 《海洋文明研究》第4辑，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84—94页。

3. 阻浦阳江入萧绍平原内部的麻溪坝

麻溪坝是由萧绍平原三县共同主导的、在新故河道交界处创建以控制浦阳江上游来水进入平原的节点工程。随着区域开发的深入，平原西南部坝外山阴天乐中乡一带的湖田低地在汛期水患加剧，其中阻挡浦阳江上游和麻溪之水进入平原内部的麻溪坝成为矛盾焦点。坝外地处湖畈低地的天乐中乡认为麻溪之水受麻溪坝遏截无从宣泄，致使其乡沦为“荒乡”，“沉冤三百年”(53)《天乐中乡四十八村男女灾民呈浙都督文为广洞无期迫灾拆坝事》，王念祖编纂： 《麻溪改坝为桥始末记》卷四《公牍下》，马宁主编： 《中国水利志丛刊》第69册，第271页。，企图开坝导麻溪之水出西小江以缓解汛期洪涝灾害。坝内平原区三县为防止浦阳江上游水进入平原，则一直秉持“碛堰永不可塞，麻溪永不可开，凡以谋内地万全也”(54)〔明〕 刘宗周： 《天乐水利议》，康熙《山阴县志》卷一二《水利志》，第14a页。之说，力阻开坝。双方围绕麻溪坝展开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水利纷争。

以上位于平原外围，障遏“外水”的闸、塘、坝工程共同构成了浦阳江改道以后萧绍平原水利的基本议题，并且每一问题都涉及县际协作。图3即展现了临浦镇附近的若干水利设施。作为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其内部的闸、塘、坝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图3 临浦镇附近水利图资料来源： 底图参照《萧山临浦镇志》所附《临浦镇水利图》。图中临浦镇东一带西江塘走向参照天地图·浙江(http://www.zjditu.cn/)网站公开20世纪60年代遥感影像重新修正，萧山、山阴两县县界根据清代、民国时期方志记载及实地考察所得村落隶属关系而定。参见《临浦镇志》编纂小组编《萧山临浦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而水利系统一旦形成，希望其长期发挥效益，就必须维持其稳定性。但在区域环境演进及新的水利诉求作用下，水利工程形制、功能的变动往往引发新的矛盾。如本为阻止浦阳江水进入平原内部的麻溪坝，因内部灌溉需求又需在坝下开设霪洞或改建为闸。原为防止洪潮侵入的江海塘，在内水暴涨、三江闸泄水不畅的情况下又需要决塘泄水，“塘决而狂湍迅涌，势不得不骤涸，然后苦疲民以筑塞，功未成而患旱干矣”(55)嘉靖《山阴县志》卷四《水利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3册，第536页。。地处西小江上游的萧山与下游的山阴、会稽因各自蓄泄利益而发生争执。从水利工程组织建设的社会角度来看，萧绍平原水利系统的构筑和维护在行政上分属萧山、山阴和会稽三县，以三江闸、江海塘、麻溪坝为主体的三大水利工程在行政隶属上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制约与影响，在具体工程组织运作尤其是水利工程经费筹集问题上体现得极为明显。在传统中国的行政组织以及士绅权力格局下，这种区域性的县际协作显得非常脆弱，且缺乏自我调节能力。要维持整个水利系统的稳定运行，在共同水利利益的基础上，更高层级的行政干预和督导不可或缺。除自然威胁和内部冲突外，作为萧绍平原水利共同体之外“间接受害群体”的山阴天乐中乡，围绕麻溪水流去向问题与平原内部的萧山、山阴水利集团展开了长达四个世纪的争端。这些集团内部协作、冲突的调适和集团之外的威胁及应对，集中展现了萧绍平原地域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诸多面相。

结 语

李镜燧在总结萧绍平原水利演进脉络时，将其概括为五变：

溯汉迄今，几经变易，鉴湖始筑，摈海潮于湖塘以外，而形势一变；建玉山斗门、扁拖诸闸，废鉴湖为田，而形势又一变；初筑坝麻溪，开通碛堰，继筑猫山嘴一带江塘，而形势又一变；建三江大闸，畅泄群流，使海潮不得入三江内犯，而形势又一变；至海塘易石，缺陷胥弥，自此汪洋澎湃之泽国皆成沃壤。(56)〔清〕 李镜燧： 《越中山脉水利形势记》，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第1888页。

即为东汉筑鉴湖、唐代建玉山斗门、明代浦阳江改道及建三江闸，清代改建石塘五个阶段，而完成于明代的浦阳江改道及三江闸则是萧绍滨海平原开发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从本区水利发展长时段观之，明中叶浦阳江改道之前，浦阳江横穿萧绍平原中部并分割平原东西水系，萧山、山阴两县亦以江为行政边界。东部的山会水系和西部的湘湖水系历经独立发展而成，其水利活动主要集中在平原内部，即以“蓄”为目的的水库(湖泊)工程和以“导”为目的浦阳江下游两岸塘、闸工程。从空间角度看，这些工程基本局限在两岸各自的行政区域内，很少出现县际合作，更谈不上以水利活动构建起区域间整体的社会联系。随着地域内部开发的不断深入并在空间上逐渐向平原外围拓展，元末以降，在绍兴府的统筹下，以消除西小江下游淤积水患为直接目的的人工改道工程逐步完成，继而在平原西部构筑起西江塘，在原浦阳江下游河口创建三江闸，萧绍平原河湖水系遂联为一体，同受三江闸节制，在抵御外围水患的同时有力地保障了平原内部的灌溉水源。

明中叶以降，建设和维护那些免使平原遭外部江、海侵扰的塘、闸、坝等工程，成为地方水利事务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山阴、会稽县北的三江闸，萧山境内的西江塘，还是山阴、萧山交界处的麻溪坝，所牵涉和影响的范围都涉及整个地理单元。从行政区划角度观之，这些工程又处于不同的县级政区，各县力量分散，难以集中资源建设和维护高成本的水利工程，但灾害发生或工程失效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却波及整个区域。基于上述协作的诉求，经过地方士绅的大力推动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动员，萧绍平原三县区域性的水利协作逐渐展开，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调配和整合，并一直持续至民国时期。

萧绍平原三县特殊的地缘空间结构，致使其在具体的水利实践过程中，既紧密合作，又相互牵制。在平原内部高度统一的水利系统下，外部自然环境或某一工程要素的局部变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康乾时期，三县围绕三江闸的议修展开了长达百年的纷争，而平原西南边缘地带的麻溪改坝为桥风波更是从明末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这一系列的争端都是明中叶以来萧绍平原水利系统运行中环境变动所引发的社会反应。翻检各类史料，吸引眼球的往往是那些有关水利集团内部或对外利益冲突与矛盾的事例。但从区域长时段水利事业历程观之，分歧和冲突并非主流。即便产生矛盾，还是能通过行政干预、民间协商等一系列手段进行化解。另外，这些冲突的调适过程，也是地域社会进一步整合的契机。

概言之，浦阳江改道后所形成的统一水利系统，加之相邻的地域环境、共同的水利目标、频繁的协作联系，促使三县水利从河川相隔走向地域共同体。明中叶以降，萧绍地区地方文献中对区域水利协作和地域整体环境描述的“山会萧”或“萧绍”并称现象(57)按： 笔者利用现有的各种方志数据库，仅以“山会萧”为关键词，对历代绍兴府志及所辖山阴、会稽、萧山三县县志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条目都与水利事务有关，且频次渐增。此外，无论是府志还是三县县志，都呈现出关键词频次渐增的现象。尽管这种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局限和误差，但大致可以反映出区域三县因水利而联系逐渐增强的趋势。，绝非行政名称的简单拼凑，而正是这种以水利为核心所形成的紧密的地域社会联结最好的诠释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