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吕顺芳的烦恼
2021-04-08汪徐秋林发自江苏宜兴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发自江苏宜兴
吕顺芳在书房里查阅资料。 南方周末记者 ❘ 汪徐秋林 ❘ 摄
编者按
21年来，吕顺芳一直活在AB面：一面是在耀眼光环下做着“纯粹的好事”；一面却是挥之不去的烦恼：DNA寻亲利益争议、与志愿者分道扬镳、身陷败诉官司。
她从事的寻亲事业，亦像是历史的AB面：半世纪前，饥荒引发一场罕见的弃儿潮；数十年后，寻亲潮起，延续至今。
2006年，南方周末曾刊发报道《她们用40年寻找亲人》，记录这场感人至深的寻亲潮；如今，我们继续聚焦一名特殊的寻亲者，这名草根公益人士的心事，或许亦是中国公益道路的心事。
2021年1月23日法院判决书公布后，吕顺芳一直念叨：“自己寻亲事业的路断了。”
这是这名71岁老人最近的一桩烦恼事：一宗“1元索赔官司”，一起状告当地红十字会的名誉侵权案，一次措手不及的败诉。
如果时间再往前回溯数年，她的心头还萦绕着其他烦恼：身陷DNA寻亲利益争议、与合作志愿者分道扬镳、寻亲事业孑然独立……
但与烦恼相比，外界知晓的更多是她耀眼的光环：全国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江苏省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她登上过太多次领奖台，接受过太多次央媒采访，在舆论眼中，她即是“好人”典型。
这源于她21年来执著的一项不寻常的“寻亲事业”。这项事业深深地刻着国家历史烙印，吕顺芳的一次次寻亲，如同穿越时空，在烫平一道道历史褶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地区出现饥荒，许多家庭听闻上海能吃饱饭，纷纷将孩子遗弃在上海。上海福利机构人满为患，引起了国家重视。一列列火车将这批“江南弃儿”送至山东、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甚至新疆等地抚养。
新世纪以来，这些家庭的父母或子女，北上、南下，一趟趟寻回被历史洪流冲散的亲人。吕顺芳就是其中一员，她在寻回她的妹妹，而她在家办起的“寻亲驿站”亦成为许多家庭依靠的集散地。
然而，一场官司败诉后，吕顺芳的烦恼，也在此时爆发了。
“好人吕大姐”
吕顺芳的微信名叫“吕大姐”，这亦是她过去多年为外界熟知的昵称。2021年3月26日，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南方周末记者在她家里见到了这名老人。
她曾在这个屋里接待过多批寻亲者和电视台记者，但现在屋里难寻主人所得的赞誉。吕顺芳将过去与江苏省领导握手的照片放在了阁楼上，又把多年来获得的奖杯和证书锁在柜子里。她说奖励只属于过去：“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怕人知，必是大恶。”
如今她独居，生活俭朴，不沾荤腥。自言除了睡觉，在家里最常待的地方是书房：她将电脑桌当作工作台，身后摆放着好几个纸箱，堆满了二十多年积攒的寻亲资料。
除了一同长大的弟妹4人，61年前，吕顺芳还曾有过另一个小妹妹吕雅芳。1960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正月一天夜里，吕雅芳被母亲送到上海一家“看起来像政府部门”的单位大门口。当时妹妹26个月，牙牙学语，却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无法直立走路。
母亲给小女儿买了一块烧饼。小女儿边吃，母亲边说，你在这吃，我再去给你买一块。
这是最后的离别。离开后，母亲来到上海亲戚家。第二天母亲后悔了，再去寻，已无踪影。
这是那场弃儿潮的缩影。目前尚无确切统计这批江南弃儿的准确数目。弃儿潮去向集中在上海及其周边。其中，无锡孤儿院现存档案显示，最严重的1960年，收养弃儿超过七千名。
送走妹妹时，吕顺芳10岁，后来她随着父亲下放到农村务农，又尝试考大学，做过工人和教师，又在全国各地跑业务时，自学完成了函授大学的法学课程。
1985年，吕顺芳开始替母亲留心吕雅芳的踪迹，但直到2003年母亲弥留，依然杳无音信。
她至今记得母亲弥留之际的眼睛，一直不肯闭上。她向母亲承诺：“妈妈，你还在想妹妹吧，你把眼睛合上吧，我一定帮你把她找回来。”
母亲的眼睛至此再也没有睁开。
寻找妹妹的日子里，吕顺芳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寻亲者。大多数人没有头绪，吕顺芳脑子活络、爱张罗，慢慢成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牵头人。2000年5月，她开始把寻亲者组织起来，举办了第一场寻亲会。
这是她“寻亲驿站”的雏形。从此，吕顺芳的家成了全国寻亲者的集散地。有些寻亲者来到宜兴，吕顺芳就安排他们住下，还让丈夫给大家做一桌子菜；媒体记者来官林镇采访，吕顺芳也会掏钱招待他们。“那时我做工程，收入较宽裕，每次寻亲和招待，总得花费一两万元。”
最初几年，吕顺芳每天晚上都会研究寻亲者之间的样貌，如果觉得对方长得像，就通知比对认亲。
直到21年后，她家里还留存着当年数千人次的寻亲资料、光盘。她将每一位联系过的寻亲者、记者、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的联系方式记下来，集成数个厚厚的笔记本，如果有需要，随时都能找到。
为了寻亲，吕顺芳学习了十多种方言，开通了“吕大姐寻亲网”和数个寻亲QQ群，还与基因鉴定公司合作，建立了“寻亲基因库”。她估算，自己先后接待了来自北方14个省份三千多名寻亲者。媒体采访中她多次提到，三百多名江南弃儿通过她找回双亲。
“自己贴钱、心甘情愿奉献，我做的是纯粹的好事。”她一再强调。
与媒体做朋友
“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很多记者都是好朋友，去到内蒙古、河南、山东各地，也会和他们当地媒体的总编辑联络。”与人交谈时，吕顺芳会不时提起自己与各地媒体、文明办保持的良好关系。
她把媒体记者、各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寻亲所在地的名人统称为“自己的好友”，并直言各地举办寻亲会，少不了这些人的关照和支持。
早年这类民间公益活动并未纳入民政部门管理范畴，吕顺芳多年的寻亲活动，也未形成一套规范运作。媒体宣传和“好人”的名誉背书，成了她为数不多的依赖路径。
早些年，“江南弃儿”的故事震撼了全国读者。吕顺芳被无锡、江苏当地宣传部门选送成为先进典型。
与吕顺芳多次合作过的无锡志愿者陈刚提到，2007年他们合作时，正值互联网将“草根志愿者”推向前台的好时机。后者在2005年开始依靠互联网，参与无锡志愿行动。往后十余年，他和团队经历了南方冰灾、汶川地震等多次公共事件，和吕顺芳一样，陈刚觉得自己“荣誉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2009年，陈刚开始发展多个青年自组织，随后又将志愿团队改注册为志愿者协会。协会与当地民政部门合作，近年来参与社区帮扶和助老助残，取得了一定的政府资金。
“现在看来，十几年前那一批草根志愿者，还是需要学会规范化、专业化运营。”他感慨。
吕顺芳走的却是一条“个人化”道路。每当她去一地举办寻亲会，都会先把当地的宣传部门和媒体而非民政部门当作联络对象。一方面，她联络当地媒体发布寻亲会广告；另一方面，当地宣传部门也大多牵头联络其他单位，解决寻亲会所需包括场地、备案、安保在内各项行政审批。
多次登上电视，吕顺芳都会带上各地的寻亲者。在她看来，节目录制结束后的亮相环节，能够增加他们找到亲人的概率。每次有寻亲者到访或寻得亲人，她都会联络媒体记者一起拍摄他们各处寻亲、亲人相见、泪流满面的画面。
有次她的同学寻到亲人却没有告诉她，导致媒体没能报道。这让吕顺芳大为恼火，甚至断绝了与这位同学的联系。生气的原因，她解释为“寻亲成功的几率太难了”。
但吕顺芳也并非与所有媒体都相处愉快。
一次，一家电视媒体邀请她赴北京参与录制节目。头天夜里，她乘火车赶赴北京，当天录制结束后，摄制组安排她与电视台同事，一起乘当晚的火车赴内蒙古继续拍摄。吕顺芳提出想在北京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行动，摄制组则出于经费考虑，拒绝了这一建议。吕顺芳听闻，当晚便停止了录制。“我和这么多媒体都是朋友，也不缺一次录制机会。”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她看来，自己能为记者们提供感人的素材，媒体记者与她合作，也属于“各取所需”。
“‘三千孤儿入内蒙重新被提起后，肯定会有很多媒体重新找到我。”她自信当下遇到的困境、想要寻求的公道，可以被读过她故事的寻亲者们理解。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吕顺芳现在另一个身份，是宜兴市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
2017年起，每天早上7点13分左右，吕顺芳都会坐上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博物馆“打卡”做志愿者。下午四点，她又坐上公交车回家做饭。晚上她要给其他志愿者发送甲骨文的学习课件，全年无休。“忙到没有时间给家里打扫卫生。”
“我很喜欢这些文博群，可以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不会争吵。”
吕顺芳所说的争吵，困扰了她多年。2007年，她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大方瑞）合作建立寻亲基因库，却一直没法消除其中的“鉴定争议”。
一开始，寻亲者多凭借样貌特征、血型相认。这导致寻亲错认不可避免。2006年，一位济南寻亲者与宜兴的父母相认，9年后，他们却被基因库鉴定为非亲子关系。2007年，华大方瑞第一次在官林镇寻亲会现场采集了50位初步确认者的血样，最后显示，这50位几乎都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
吕顺芳坚信，错认的血缘，会让真正想要寻亲的家属永远丧失机会。而DNA基因鉴定是最有效、最科学的认亲途径。她设想建立寻亲基因库，只要寻亲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将基因信息录入库中，系统自动比对、匹配，就能确保认亲“万无一失”。
宜兴市博物馆里，她还放着采血样的工具：“如果有寻亲者来找我，我就可以在博物馆给他们采血样，再寄到北京。”
14年来，寻亲者想在华大方瑞的基因库寻亲，需要缴纳1500元鉴定费。尽管这笔费用对一定年龄的老人和贫困人群减免，但费用应该向谁收、怎么收，吕顺芳是否从中牟利，这些争议在寻亲者和吕顺芳之间从未停止。
2014年无锡一场寻亲会上，媒体记者目睹了一场对话。寻亲者问吕顺芳：“花1500元能不能找到？你这么卖力是不是拿他们鉴定机构的回扣？”吕顺芳很生气：“我是做好事。”
2021年3月31日，华大方瑞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65岁以下寻亲人员的DNA检测参照《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标准》收费并进行部分减免”，“与吕大姐及其寻亲组织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该公司一直负责基因样本鉴定的工作人员刘晨辉称，华大方瑞与吕顺芳并没有签订任何合作协议。
吕顺芳自己也无法用合同或文件证明，自己与华大方瑞到底是何种关系，她只得一遍又一遍向寻亲者解释，自己“不屑”拿华大方瑞的回扣：“他们那些质疑的人，都在和我唱对台戏。”
2013年，身心俱疲的她一夜之间解散了所有寻亲QQ群。
南京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高级经理孙梦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益服务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当下其实鼓励社会组织与企业进行资源对接，“但社会组织本身在财务、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运营，也要更为规范”。
与此同时，吕顺芳与其他志愿者的合作也谈不上愉快。其中最为典型的，属她与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勇国之间的矛盾。
2010年，吕顺芳准备在江阴举行寻亲会时，认识了江阴志愿者李勇国。
吕顺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一开始是打算将李勇国作为寻亲“接班人”来培养，还准备将他推荐成为“无锡好人”。却没想到“在考察期时”，李勇国在一次寻亲成功的媒体报道场合，拉出带有“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的横幅。她认为李勇国是在“夺权”，他的行为是“沽名钓誉”“动机不纯”，从此便与他断了联系。
李勇国却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吕顺芳从没有向他表露任何“接班人”的意思。2014年底，李勇国与吕顺芳分道扬镳，次年，又在江阴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这些年来，协会与苏州大学合作建立了基因库，收取寻亲者450-700元的基因鉴定费。
这样的组织化操作实际上部分化解了吕顺芳式的尴尬，更重要的是，有独立机构进行项目审计。
孙梦莹近年来一直负责江阴地区公益创投项目的审计，她回忆，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寻亲项目，在2020年江阴15个政府公益创投项目评审中，评分前二。“整体来看，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不大。”
李勇国自称，与吕顺芳不和源于一场寻亲会中，弃儿们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打乱了现场秩序，吕顺芳于是上台严厉斥责，不让他们唱。
“很不好相处，她的控制欲太强了。”李勇国说。
吕顺芳也谈到，自己举办“寻亲会”时每次都生气：寻亲者随处走动、没有带上寻亲资料、没有将张贴寻亲资料的胶带从墙上撕下来、志愿者不能维护好现场秩序……
“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元索赔官司
与宜兴市红十字会（以下简称宜兴红会）闹上法庭，是吕顺芳第一次尝试与慈善机构合作、吸收外界捐款的意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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