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电视台《挑战不可能》中的他，从容、迅速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缝补鸽子蛋的艰巨挑战;现实中的他，蓝衬衣、白大褂，和易而优雅，却又不失军人的坚毅。

当问起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具备哪些品质时，他说：“无关技术，但至少要有对患者的责任心和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谈及专业，他冷静、谦逊;谈及个人，他风趣、坚定。

他正是我国神经外科医师最高荣誉奖——“王忠诚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年度奖·青年奖”的获得者之一、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马驰原教授。这次，他以一位“講述者”的身份，将他心中对医学的所思所想，向我们娓娓道来。

“这个家里要有个医生就好了”

学医，其实是家里人的期待，尤其是奶奶。从小，我就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老慢支”、肺气肿，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缠身。在我的记忆里，她每个冬天都伴随着咳嗽、咳痰，备受煎熬。奶奶也总是念叨说：“哎呀，这个家里要有个医生就好了。”现在想来很好理解，老百姓确实都会有类似想法，若家里有个医生，看病就方便些，小毛病先给家里学医的人诊断一下，然后直接拿点药就能治了。所以奶奶总念叨这个，对我的职业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现在不同，那时候的高考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我们自己先估算考分大概在一个什么水平，然后填个差不多的学校。当时不太成熟，其实没考虑过自己想学什么，以后从事何种职业，对一切都挺迷茫。但现在想想，选择学医这条路是万分正确的，至少我能从根本上帮助很多人。对我而言，给患者治病是获得成就感途径之一，让我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自己在做善事，心中暖暖的。

医学专业总是难考的，那个时候考医学分数要求很高，我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都不错，最高一次排到了全省第三，也就突然自信满满，感觉还是有机会的。而男孩子，总有一腔从军报国的热血，所以军医大学最后吸引了我。说是为了满足家里人对我的期望，其实也是满足了自己想当军人的愿望。

1993年，是第二军医大学开始办7年制的第二年。南大医学院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很早就开始了7年制的尝试，我们学校虽然刚起步但搞了一些创新，跟其他院校不大一样。其他学校可能分数高的学生一进去就是7年制，但我们学校实行了“滚动淘汰制”。前3年都在不断滚动，根据每学年结束的成绩排名，前25名的学生才能读7年制，有点优胜劣汰的意思。到第六年，只剩下我们10个男生5个女生，真正接触到现在的专业。男生中有5个选了骨科，学医的人都知道骨科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开大合”，而且专业的经济回报也很不错。另外5个，有选妇产科的，有选肾脏科，还有选了心内科的，只有我一人选择了冷门专业——神经外科。

选择神经外科，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实在医学里，不管是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相比大多数分科都比较复杂，更充满神秘色彩。我们都知道人体有206块骨头，每块骨头在什么位置、骨骼肌如何走行是基本固定的，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但如果是神经，那就非常复杂了，这个领域存在很多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是有待人类深入发掘的“净土”。当然，大脑的“奇妙性”应该是让很多研究学者着迷的地方，而神经性疾病的“复杂性”也同样迷人，它可以有炎症，可以有肿瘤，可以有感染，也可以有血管病，几乎所有疾病都会在神经系统中被反映出来。最重要的是，神经传导、通路、功能区还有很多人类未知的东西值得进一步探索。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和未知性，让我觉得这个学科很有挑战，有很多值得去学、去研究的内容。所以，我当初其实是抱着这个目的，才选择了神经外科。

 “我惊讶于他们对知识体系的掌握和对知识的渴求”

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进修，是在2006年。除了先进的技术和规范化的流程，美国的医师培训体系对我的震撼最大。与中国不同，美国的年轻人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进入医学院，他们必须先分科，先上4年的基础学科，然后再上4年医学院，8年后从医学院毕业，然后再做7年的住院医师，他们几乎要到35岁才能真正地成为一名医生。我出国的时候31岁，已经完成了一个医学生到医生的转变，但当我看到那些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他们对知识体系的掌握，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技能的锻炼，都给了我相当大的冲击。从那时起，我就觉得美国的医疗培训体系确实很优秀。

我去的地方叫巴罗神经学研究所（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简称BNI），是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研究所，那时候，我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殿堂级的地方。又隔了三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那里的住院医师听说我在BNI待过一年，非常羡慕。后来我才了解，BNI每年会选三个住院医师到研究所里接受专业化培训，几乎全美的住院医师都会申请，竞争异常激烈。有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医师心目当中第一位的研究机构就是BNI，它的专业培训是全美最好、最规范的，之所以觉得BNI很强，是因为它的教育体制能推动这些住院医师自发地去学习，去发展自己的专业技能。

客观地说，我们国家在专业化培训方面与美国还有一定差距。国内基础的医学培训做得不错，查房、教学都有涵盖到，但专业培训相对欠缺。比如一名刚毕业的年轻医生被分配到科室，如何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且成熟的医生，这种专业化培训在我国其实是缺位的。相比之下，美国住院医师的七年时间会被有计划地安排好，医生更会在第七年成为住院总医师，要配合教授做每一场手术。在神经外科，那就是配合教授完成开颅手术，整场手术除了关键步骤是教授操作以外，开颅、关颅都会由住院总医师来操作。成为住院总医师的这一年会非常辛苦，但收获一定不菲。

其次，美国医疗培训中的淘汰制度很苛刻。虽然美国很多高等院校的研究中心非常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也不需要任何费用，但对待美国本土的医生却异常严格。BNI每年只招收和培训三人，但并非这三人都能顺利地毕业，在七年间被淘汰的大有人在，美国的医生压力极大，但压力之下是极为充沛的学习动力。美国曾出台过“80小时工作制”，规定住院医师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0个小时，但却遭到了美国住院医师群体的集体抵制，认为一周80个小时根本无法满足他们学习、工作的需要，他们都渴望通过更加严格、艰难的修炼成为更好的医生。

另一个差异是自信心。美式教育跟我们所经历的教育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是以夸奖为主，家长和老师对孩子说得最多的就是“Good”“Nice”“Perfect”，鼓励教育下的孩子更敢于追求目标和理想。而我们国家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夸奖会让人自满，所以在家长口中，批评往往占了多数。因为这种不同，造就了美国年轻人的自信态度，作为医生或专业人士，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能在国内常看到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医生表现得十分自信，这是一种经验积累以后的自信，并非源于性格的自信。

“我要挑战不可能”

“湖南的一位医生上电视了，他为了练习技术，平日里用棉签代替筷子来吃饭……”一位记者朋友跑来问我：“你们神经外科医生有没有类似的有趣练习？”他拍了段我练习的视频放到网上，这便成为我参加央视《挑战不可能》节目最初的机缘。

为什么练习？因为神经外科手术对医生操作技巧有很高的要求。

如果将头部比喻为一座建筑，颅顶就相当于房顶，而地面这部分就是颅底。这座建筑中容纳着大脑，若只是解决大脑表面的问题，只需要把房顶掀开，就能直接接触到病变，但如果是颅底病变，我们该如何手术？目前，最科学的手术方法是从下方进行颅底手术，相当于病变在8楼，那我们就从7楼进入，把天花板打开，直接就能触碰到病变进行操作，而这必须依赖“神经微创内镜”。它的优点在于，术中不会触碰大脑组织的任何部位，对脑的创伤微乎其微。

传统开颅手术中，脑膜的缝合、骨质的回纳，以及头皮缝合等常规操作并不复杂，但经鼻颅底手术在缝合时的难度则不容小觑。虽然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也在使用的传统做法是：使用人工脑膜将手术打开部位衬垫起来，再用胶对创口进行黏合。但经这类处理后，脑膜的牢固性比不上严密的缝合，并且骨质也无法回纳，会留下缺口。这样就会造成一个问题，经鼻颅底手术虽有各种好处，但患者在术后可能会引发“脑脊液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脑“浸泡”在脑脊液中，一旦发生脑脊液漏，脑脊液就会通过鼻腔流出来，这也就意味着细菌也可以顺着这个通道侵入大脑，患者一旦发生感染将会面临巨大风险，甚至会导致死亡。

鼻腔连通着外界，很容易隐藏细菌，但经鼻颅底手术无法避免这个“有风险”的环境，必须想办法解决脑膜缝合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并发症的风险，这种“打穿天花板”的操作才有可能真正推广、造福患者。从2015年开始，我便尝试着缝合脑膜，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医生基本认为，“缝合脑膜”的操作只有日本医生才能完成，因为他们做事认真且细腻。在我之前，确实有日本医生完成过脑膜的缝合，仅用一小时做完了手术，但术后缝合脑膜这一项操作，却花费了一个半小时，缝合方法复杂，操作难度极大。所以，当时的我就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项技术永远也称不上“完美”。

我们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头颅模型，再用鸡蛋和鹌鹑蛋模拟肿瘤，以这种方式去多练习、多操作，待技术熟练后，操作时间肯定就能缩短。在缝合方法上，我也做了探索，比如使用免打结的倒刺缝线，这种线表面带有倒刺，缝合时顺着刺的方向拉，缝好后无须打结，倒刺便会挂在硬膜上，起到固定作用。免去了打结的时间，整个缝合自然也就简短了许多。2015年，我们用这项成果，在国际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倒刺缝线经鼻缝合脑膜”的文章。再后来，我们完成了全球首例“经鼻手术中颅底骨瓣的回纳和再固定”，并在国际上发表了这项成果。

说到《挑战不可能》节目中的“鸡蛋挑战”，其实就源于我们平时的训练，在瓶中进行缝合操作，可以完全模拟神经外科经鼻微创手术中的工作环境。我参加节目只是一次偶然事件，但“缝合”却是神经外科医生一直循环往复的事情。这么多年，可以说我们一直在“挑战不可能”，在神经外科领域中努力地探索和尝试，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神经外科是一门‘精细的学科”

由于神经的复杂性，对神经外科医生提出了“精细化”的要求，手术中若有一点儿不精细，都可能对患者语言、视觉、听觉等方面造成创伤。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也一直强调“精细化”这个概念，个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首先，医生做手术不是为了自己，是为患者而做，手术的目的是解除痛苦，而不是让患者更加痛苦。切除肿瘤也好，治疗脑血管病也好，手术的精细化不在于“切得多干净”“复查的片子多好看”，而是要将对患者的创伤降到最低，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才是一位医生该思考的。多为患者做细节性的思考，是医生在意识里就要有的“精细化”。

另一个，是手术工具的精细化，这也是时代发展、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福音。最早的脑外科手术是在人肉眼直视下进行的，但颅内血管神经交错，很难做到精细操作。显微神經外科的出现，帮助神经外科医生尽量避免干扰脑组织，使手术日趋精细化。20世纪70年代，显微神经外科之父Yasargil提出了利用颅内自然的解剖间隙到达病灶部位，降低手术创伤，“精细化”成为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的基本概念。随着工具的发展，如今的手术都能够在显微镜、内镜等专业设备的帮助下完成，甚至有专为神经外科设计的手术器械，“锁孔理念”应运而生，大大减少了患者的身心负担。

手术的精细化，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神经外科医生又必须具备哪些素质呢？

我认为是“理念”。医生要有理念，并坚信理念;有理念才能有想法，有想法才有汲取知识的动力和前进的拼劲。实现手术的精细化，除去设备加持，医生对颅脑解剖知识的积累沉淀和对手术基本功的刻苦训练，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作为医者，我们不能缺少“双心”：责任心和对生命的敬畏心。一个人就算有极高的天赋，若缺乏这“双心”，就容易剑走偏锋，误入歧途;其次，需要厚积薄发，掌握好基本的临床知识，训练基本的手术操作技术，在神经外科格外重要。

神经外科里，精细的不应仅仅是手术，这门学问更需要“精细的人”。精细地研究、精细地探索、精细地尝试、精细地对待患者，当“精细化”贯穿一生，神经外科医生才能真正成为“掌握毫厘之距，撑起生命之重”的人。

（编辑    董玲 姚宇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