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园湖北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著有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怎样讲述中国故事》、散文随笔集《松塆纪事》《书之书》等。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艺评论奖等。

一

怎样以独特的美学方式处理日常经验，穿透芜杂表象直指时代本质，怎样在书写个体命运、关注个体价值的同时，抵达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这是每个写作者都会遭遇的难题。

黄海兮当然不能例外。从这两部小说的书写方式来看，他显然在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法门。

《画眉》将叙事焦点集中在疯子阿媚身上，辅线讲述肾病儿童大头的故事；《西凤，西凤》围绕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展开叙述，其中两个男人都“有病”——丈夫脑部严重受伤，形同白痴，儿子罹患脑病，时发癫痫。这些“病人”非常态地纽结人物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大大降低了写作难度。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写小说亦如是。要想把日常生活写得真实可感不易，要想把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人写得栩栩如生、意味隽永更难，而非常态人物天生具有戏剧性因素和象征性内涵，稍加点染便形神毕肖、意蕴丰富，那些受制于生活逻辑的叙事难题也因他们的出场轻易迎刃而解。这些“病人”在凸显日常生活奇观的同时，还以隐喻的方式批判社会现实，实现了多重叙事功能。

想当年，鲁迅就是以“狂人”（《狂人日记》）开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之门。到了当代，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阿来、余华等大量作家的小说中，多有类似非疯即痴、非癫即傻的“病人”形象，都曾名噪一时。黄海兮窥破了这一“秘密”。当然，他并没有沿袭前辈作家的极致化写作模式，而是围绕这些“病人”简约书写日常生活，探讨人的悲剧性存在状态和救赎的可能。

黄海兮集中书写“病人”，与其说他是在选择一种生活内容，不如说是在选择一种处理日常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释放写作者的想象力，当然，也会给人留下太阳底下无新事之感，甚至让人质疑作家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

因此，我更愿意相信，黄海兮在窃喜于自己的写作策略时，并没有遗忘小说真正的奥秘——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奇观，挖掘寻常人性中的奇崛，并以独特的审美形式予以呈现。换而言之，只有這些才是真正构成这两部看似俗套的命运悲剧吸引人阅读的理由。

二

一部好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只有八分之一，八分之七藏在水面下，作家只需去表现“水面上”的那一小部分，其余的都可以交给读者。这是人们熟悉的“冰山理论”，也道出了简约叙事美学的要义。中国水墨画的计白当黑，与之同理。

美国的海明威、卡佛，中国的孙犁、汪曾祺，都将简约叙事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黄海兮显然心仪这类作家，受到他们的美学观念影响。他的这两部小说，都呈现出简约叙事的特点。

简约叙事的要义在于“限制”。限制叙事并非画地为牢、贫乏单薄，而是删繁就简、以一当十。用黄海兮自己的话说，就是通过节制而精确的表达，实现“小声于内，大惊于外”。

限制叙事往往经由叙事视角的精心选择来实现。文本中所表现的一切，被谁的眼光“过滤”或经由谁来讲述，不仅是单纯的视觉呈现和话语呈现，更是复杂的心理或精神呈现，直指文本内核。

黄海兮熟谙“限制”技巧。《画眉》和《西凤，西凤》都采用了内聚焦叙事，前者为第一人称，后者为第三人称。所谓内聚焦，就是通过故事中某一人物的视角观察身边的事物，文本向读者呈现的所有内容都是此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它不同于全知全能型叙事，读者因视域受到叙述者“限制”，对于发生在此人视域之外的事物全然不知；它也不同于外聚焦叙事，能够相对客观地呈现生活，而是受限于叙事者本身的情感态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限制”和“主观”既是功能性的，也是意义性的。

《画眉》的叙事者是“我”（毛蛋）。通过“我”的所见所闻，讲述阿媚的悲惨遭遇和家人、村人对她的态度。阿媚是“我”四姨的女儿，精神有障碍。她因不能生育被丈夫抛弃，后来又被人骗到黑砖窑打工，遭侮辱而怀孕……流浪到“我”住的村子后被“我”妈领回家照顾，但不被村人理解和接受。村里出现一些怪事、坏事，大家都认为是“灾星”阿媚带来的，就将她赶走了。后来，“我”的小伙伴大头患肾病死去，有人说，“大头的亡灵还在村子游荡，只有阿媚的眼泪才能超度他”。为了让阿媚哭泣，村人打折了她的腿……“我”在文本中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我”是生活的窥视者和故事的叙述者，阿媚的遭遇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通过“我”的眼睛来呈现；另一方面，“我”也是故事的驱动者，“我”寻找阿媚、与大头的爸爸喜果发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阿媚的悲剧。黄海兮选取混沌少年“我”的眼睛来观照一段日常化的乡村生活，不仅以“童心”过滤掉了复杂的时代背景，使故事变得集中、简明，而且以“童心”映照世道人心，批判成人的愚昧和人性之恶，深化了小说主题。这个被“过滤”的命运悲剧并无多少新意，但是它生动地塑造了一个顽皮、敏感、善良、富有怜悯之心和正义感的儿童形象。这篇小说没有像通常的内聚焦第一人称小说那样展开细腻的心理描写，而是收敛笔墨，“限制”心理活动。即便如此，“我”内心的细微变化还是有迹可循，实现了黄海兮自己所期待的精确表达：阿媚刚出现时，“我”不解母亲为何假装不认识她；后来，母亲给阿媚送吃的却又瞒着村人，“我实在想不通”她“怕什么”；再后来，阿媚被人打折腿，“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无力”。当小说不断强化“我”的疑惑时，其实就是在暗示懵懂的“我”已开始探索存在之谜，已感知到命运的不可把握和人的力量的局限。始终不动声色地将“我”以一种看似轻盈的方式置于沉重的悲剧性存在之中，并自然而然地促发“我”反思，这是黄海兮的匠心所在。

如果说《画眉》的“限制”所产生的艺术冲击力还稍显纤弱的话，那么《西凤，西凤》则迸发得更加有力。

少妇何宁是《西凤，西凤》的叙事者。她的丈夫威因工伤脑部受伤，几近白痴，治疗无效去世；她的儿子威宁患有脑病，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病情渐有好转……在叙述何宁故事的过程中，还通过她的视域插入了花鸟店老板向坦、按摩店老板李东坤以及幼儿园园长的故事。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换作其他写作者，可能会反复渲染，制作出一个盘根错节、波澜起伏的文本，但是，黄海兮将所有的故事都限定在何宁的视点之内，叙事不枝不蔓，语调云淡风轻。悲剧总在不经意间骤然降临——这是日常生活的本相，剧中人只能默默承受——这也是普通人的命运。未经渲染的“不经意”，反而有着晴空霹雳的效果。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限制叙事还留下大量情节空白，为何如此？何宁“没有兴趣”去了解。为什么没有兴趣呢？因为在命运的重压下，她早就变成了一个几乎与社会隔绝的“封闭”人——不仅视野封闭，情感也是封闭的。“她想给自己穿一身隐身衣”，“她害怕熟人知晓她那颗透明而易碎的心”。这正是底层弱者的一种真实生存状态。小说中通常会发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浪漫故事，在何宁这里甚至都没有萌芽。正因为强力“限制”，何宁孤独的处境，还有她敏感、自尊而又顽强、坚韧的性格得以凸显。一方面，她绝不放弃，“她一旦决定，她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且“她坚持了下来”；另一方面，她懂得“活着比死亡更难”，所以学会了妥协，在丈夫威去世后依然不失梦想——默然与苦难达成和解。这个“受难者”形象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不同于艾青笔下的大堰河，也不同于莫言笔下的上官鲁氏，她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日常生活状态中的“这一个”。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限制”叙述中呈现的何宁虽然细腻丰盈，但她并非从现实生活中自然生成，而是被作家赋予了强烈观念的人物——一个坦然承受苦难的当代理想女性形象。

强化“限制”叙事，通过省略情节、节制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在文本中大量留白，改变了现实主义小说穷形尽相、明晰细腻的特点，创造了一种简约、明快的风格。但是，它就像一柄双刃剑，在删繁就简、计白当黑的同时，也会剥离掉生活中许多毛茸茸的细节，使得叙事丧失应有的丰富质感。黄海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意在文本中穿插一些富有生活意趣的元素，譬如鹦鹉、猫，譬如秦腔——当然，如果每个生活元素的意义所指都更精准，那就更见艺术匠心了。

三

如果将《画眉》和《西凤，西凤》进行归类的话，它们大体可以归入苦难叙事范畴。

苦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自新文学发轫，苦难就被作为重要的生活经验加以叙述，而且总是被国家、民族、社會、历史、阶级、革命等所修辞，蕴含着鲜明的家国情怀。到了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苦难叙事依然因袭这个路径展开社会、历史批判。进入九十年代，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人将苦难叙事由经验领域引向超越领域，探寻苦难救赎的可能，以抵抗世俗功利主义。至此，苦难叙事开始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呈现出理想主义色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全面展开，苦难在商品化狂潮中也沦为特殊消费品，尤其是当它与底层写作结合之后，悲剧性内涵被话语狂欢消解，苦难叙事完全丧失精神深度，呈现出消费性、娱乐性特征。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苦难叙事成为流行风尚。

同样是书写苦难，黄海兮并没有随波逐流，以消费苦难的方式来实现对苦难的消解，而是试图另辟蹊径，探寻超越苦难的可能性。他既远离了宏大叙事的苦难，也远离了精神意义的苦难，而是回归到“活着”——纯粹生存实践意义上来叙述苦难。这样的苦难大多源自生存本身的匮乏，比如物质缺失、环境恶化、性欲不能满足、天灾人祸、疾病等等，并不指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内涵。从生存层面介入苦难，在日常生活中直面苦难并寻求与之和解，正是《画眉》和《西凤，西凤》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在《画眉》中，阿媚不知所踪，这是命运悲剧使然。作为“疯子”的她根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感知苦难，自然也无从抗争并实现自我救赎，而“我”作为一个儿童，当然也没有拯救的能力，所以这个苦难叙事其实是未完成的。但是，丧失了正常意识的阿媚依然爱美，喜欢画眉（标题《画眉》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画眉这个动作，也指画眉鸟——在中国传统诗文中，它是不自由的象征，如“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也隐喻了阿媚的生存状态，为命运的牢笼所困），这是苦难中的微光，足以让人窥见希望。还有“我”的母亲对她的照顾，传递出温暖。对于一个初涉人世的孩子而言，这些都将成为他在成长过程中对抗“生命之重”的无形力量。《西凤，西凤》中的何宁始终保有对生活的激情与梦想。她坚持不放弃对丈夫的感情，坚持对儿子进行治疗，坚持把鲜花店开下去……对何宁来说，“坚持”是抵抗命运魔爪的终极武器，她因此获得温暖和力量。人生充满不确定性，悲剧随时可能上演，唯有坚持，生命不再孤寒。《西凤，西凤》这个标题与《画眉》一样具有隐喻性。首先，小说中，何宁设计和编排过《西凤来兮》。其次，何宁的故乡在江南的章镇，生活在陕西（市民唱秦腔暗示了地域），她默然反抗人生苦难而获得救赎，曰西部之凤倒也贴切。何况，那里还盛产著名的西凤酒呢。“西凤”向我们昭示：默默坚持，负重而行，这是命中注定，也是最终救赎。

康德在讨论悲剧的崇高美时说过，“他人的不幸在观众心中激起同情，陌生人的痛苦使公正善良的心房更加剧烈的跳动，观众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感动，感觉到自身本性的尊严。”这是理想的审美之境。当下大量的苦难叙事放弃了这样的美学追求，只会让我们为人生的困厄、人性的黑暗和人的尊严丧失而备感痛苦、压抑和绝望，严重偏离了文学的本义。黄海兮显然意识到了这个误区，他为文本注入了更多温暖，这温暖源于善良，源于自尊，更源于坚持。《画眉》和《西凤，西凤》都以简约的方式确证：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最高准则。

黄海兮所叙述的日常生存苦难，不仅激起我们的同情、怜悯和感动，还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这也是他吸引我展开言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这两年，作为小说家的黄海兮迅速在文坛崛起。翻开各大文学期刊，频频可见其新作，简约叙事风格颇为引人注目，漾起一股清新之风。这是值得欣喜和祝贺的。

他在用心建筑自己的纸上世界，像章镇、毛村，已然生机勃勃。但它们何以不同于鲁镇、枫杨树、白鹿村、天门口呢？相信黄海兮会找到马祖说的“自家宝藏”，支撑他的“世界”卓然不群。

以上零碎阅读感受，是为札记。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