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卫国

一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大约是跟道家思想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禅宗的思想一致的，同时它也深度契合于道家“道”不可言的思想本身。进一步说，一切形而上的，或者所谓超验性的事物，甚至一部分经验性的事物（比如生命经验、爱的经验），都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由此，禅宗“不立文字”的基本教义便具有了其为挣脱逻辑而获得的逻辑上的合理性。也由此，禅一开始，便与诗有了某种天然的契合和难解难分的关系与命运。因为诗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語言的神秘部分，其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正如清人叶燮在其《原诗》中所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2]历代禅诗由此应运而生。

但也因为“禅诗”的根本目的在于“禅”而不在于“诗”，所以传统的禅诗有相当一部分是缺乏诗意的，甚至很难称之为诗。比如一首流传甚广的禅诗——“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五灯会元》卷2），或许可以说很典型地代表了禅宗的思维方式——一种反逻辑的逻辑，但很难说真的是“诗”。这个问题，有些研究者也提出来过，比如李春华就认为有些禅诗是处于“诗禅未化”的状态，具体又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有诗而未入禅（似禅而非禅，至少是不究竟），二是‘有禅而未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