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治强

(淮南市博物馆，安徽 淮南 232001)

0 引言

千古匠心寿州窑，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淮水之畔。文明之光，照耀千载，点亮史册。唐代陆羽《茶经》、清朱琰《陶说》、民国权伯化《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等文献典籍皆有记载。1960年，文物工作者在淮南市文物调查中发现寿州窑，寿州窑从此成为世界古陶瓷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引起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日本学者河西学、秋原三雄、铃木稔、井上嘉等学者多次来上窑镇寿州窑窑址实地考察”。[1]寿州窑以其鲜明的器物文化和核心技艺成为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标兵，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001 年6 月寿州窑荣立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序列。古窑址分布于古濠州的西北部，古寿州两个片区内，从东至西长约80 km。寿州窑创烧于南朝陈，鼎盛于隋唐，五代衰微，宋时停烧，历时400 余年。

隋唐时期寿州窑处于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期。隋代的寿州窑已是比较发达的青瓷之一[2]，产品精工细作。典型时尚器物有龙柄鸡首壶、龙柄盘口壶、双龙柄堆塑青蛙瓶、四系盘口壶、贴塑罐、碗、高足盘、水盂、印花钵、烛台、瓷灯等十多种，这些器物用于百姓日常生活，或者随葬用品。隋代寿州窑青瓷一经问世，便以优美的造型深受社会喜爱，产品转销到当今的扬州、南京等地。安徽淮河两岸的居民是寿州窑产品消费的主体。在合肥、蚌埠、阜阳、凤台县、长丰县、寿县都出土有隋代寿州窑产品。从以上各地出土的寿州窑瓷器来看，自隋代始，寿州窑生产规模已经不小，产品销售的地域也不仅仅局限于窑口附近的人们，而是面向全国市场。

唐代寿州窑窑址与日俱增，规模扩大。产品种类丰富，生产有执壶、瓷枕、碗、盏、盂、渣斗、罐、瓶、壶、瓮、多足砚、暖砚、兽形镇、纺轮、筷笼、烛台、龙纹砖、动物俑、人面埙、象形埙、香薰、瓦当等二十多个品种，涵盖饮食器、盛储器、酒具、文具、寝具、玩具、建筑用瓷等。瓷器色系丰富，有黄釉、黑釉和绛红釉三大板块。唐代寿州窑发展欣欣向荣，日升月恒。寿州窑人通过扩大瓷窑规模、创新产品式样、丰富产品釉色、开拓销售市场等生产方式，把寿州窑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产品主要销售在寿州窑方圆区域，以淮河两岸民众为主要消费群体。有些精品瓷通过水陆便利，远销至江苏扬州、淮安，泗洪汴和，河南周口，山东广饶县、东平县，安徽江淮。在淮北和宿州大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唐代的寿州窑产品，有的寿州窑瓷器远销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1 寿州窑取得的辉煌业绩

唐初政府实施了发展经济的新政，和雇匠的使用以及纳资代役办法的实行，使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这样手工业生产者可以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生产。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非常兴盛，陶瓷业制造工艺发展迅速，各地瓷窑星罗棋布。越窑青瓷青翠润泽、类玉类冰；北方邢瓷洁白晶莹、类银类雪；寿州窑黄釉瓷金黄热烈、如金如玉。寿州窑乘势而上，提高技术水平，生产名优产品，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极大地提高了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成为独秀于中国南北的“黄釉瓷”代表。

寿州窑自创建以来，为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有力促进了中国古陶瓷手工业的延续和发展。寿州窑的发展历经了初创至繁荣，弱小至强大，无名至天下知。发展格局由当初的古濠州、寿州交接地的零星窑口，到唐代的以上窑为中心，沿淮河两岸齐头并进、多点开花的发展态势。寿州窑作为事关民生福祉的实业巨匠，在自己的发展生涯中，不甘后人、戴月披星、呕心沥血、精彩纷呈，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艺水平大幅提升。隋代青瓷胎骨细腻，釉水薄匀；唐代瓷器品类剧增，造型多样。（2）开发、烧制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产品，物美价廉且受市场欢迎。如隋代的龙柄鸡首壶、龙柄壶、双龙柄壶、八系贴塑纹罐、富于装饰的四系盘口壶和六系盘口壶等。青釉四系盘口壶远销至扬州等地，青釉龙柄鸡首壶销售至江苏南京等地。唐代的黄釉瓮、各式执壶、动物形瓷枕、黄釉水盂、青黄釉瓷狗、青黄釉多足砚、黑釉双系大口罐、黄釉双系大口罐、乳丁纹瓷豆、人面埙、模印龙纹砖等制作精细，特色鲜明。执壶远销至隋唐大运河沿岸的淮北、宿州、周口、扬州、淮安，黑釉双系大口罐销售至合肥，瓷枕远销扬州、天津等地。借助扬州这个东南扇面交通路网的枢纽，把寿州窑瓷器转输各地，销售到日本，寿州窑成为唐代最重要的民间贸易瓷窑。（3）寿州窑产品生产量巨大，市场占有率高。当时中国的南北许多地方均有寿州窑瓷器出售，中国首部茶叶专著《茶经》也对寿州黄釉瓷加以描述，也是最早关于“寿州窑瓷”记录的一部文献，寿州窑也因此成为当时驰名全国的窑口。（4）釉色上，因时制宜，与时而进，不断研制新的釉药，成功烧制出莹润光亮的黄釉瓷，乌黑的黑釉瓷，与“紫定”相媲美的绛红釉瓷。（5）装饰工艺上，独出心裁，匠心独运，研发出“剪纸贴花”“剪纸漏花”新工艺，改变了当时瓷器装饰千篇一律的做法。寿州窑瓷器产品因此脱颖而出、大放异彩。

2 同期窑场衰落的启迪

中唐陆羽《茶经》中记述了与寿州窑同时期的知名窑口有六处：浙江越窑、浙江婺州窑、陕西鼎州窑、湖南岳州窑、江西洪州窑、河北邢窑。它们分布在唐代不同省份，占据东南西北的不同方位。不仅是地方古窑的代表，也是中国赫赫有名的瓷器加工场。然而，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窑口走出了“盛极而衰”的历史怪圈，而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场由萌生、发展、壮大到衰亡的历史命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借助寿州窑兄弟窑口的衰落因素研究成果，受益启发，有利于揭示寿州窑衰落的历史真相。

（一）越窑衰落的因素[3]：内因是窑炉结构变化不大、装烧工艺未发生大的变化、装饰工艺停滞不前、胎釉配方基本未变、燃料缺乏；外因是失宠于宫廷（贡瓷次数和数量减少）、南宋政府建立官窑、北方窑场的崛起以及南方龙泉窑的兴起、不利的社会因素（水灾、旱蝗、花石纲之役、方腊起义）。越窑的衰落不是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自身的原因才导致了衰落。这就启示当今中国的陶瓷工业界只有主动去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使自己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婺州窑衰落的因素[4]：（1）景德镇御窑厂的建立，景德镇瓷器一枝独秀；（2）明朝实施海禁政策，婺州窑市场需求被政府扼杀；（3）政府征收高昂的赋税，窑业生产成本奇高，无法经营下去；（4）人们对瓷器审美追求的改变。青花瓷深受政府和民众的青睐，青瓷的民间市场逐渐被青花瓷取代。

（三）岳州窑衰落的因素[5]：（1）产品生产目标受众为富人集团、文人士大夫阶层，产品精美、价格昂贵，普通大众消费不起；（2）产品色彩单一、情趣高雅，与百姓多样化需求和俗题材相违背；（3）宋代新的窑场出现，集中各种优势，生产出更好的瓷器，吞噬了传统青瓷；（4）北宋末年，金人南侵，陶业遭受摧残，艰难营生，陶工不得不兼事农桑与渔业，宋代岳州青瓷消失。

（四）洪州窑衰落的因素：（1）洪州窑罗湖中心窑场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经营，瓷土资源已近枯竭，窑场也慢慢走向了衰落[6]；（2）燃料短缺是衰落的关键因素；（3）唐政府采取了以财产多少为征收对象的“两税法”，沉重的财税负担使洪州窑难以为继；（4）晚唐时，封建统治者对洪州窑青瓷“土贡”需要大大减少，青瓷发展失去了朝廷有利的政策和举措支持；（5）窑工收入低下，离开窑场从事农业生产、制茶行业，窑场工人雇值昂贵，无形中增加了制瓷成本；（6）唐五代时，景德镇烧制出优质白瓷，而洪州窑继续烧制单一青瓷，与同业无力竞争，产品滞销，制瓷匠师迁移，窑场衰落。

（五）邢窑衰落的因素[7]：（1）藩镇割据、战乱破坏；（2）原料的枯竭；（3）技术渐趋落后；（4）其他原因（朝廷的苛政、官府的敲诈、洪水）。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唐代瓷窑也不例外。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揭示陶瓷手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内部原因是以上窑口发展与衰落的根本原因；外部原因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对窑业起作用。当外部因素变得消极和不利时，内部因素日益守旧和落后，必然导致瓷器生产难以为继，也必将被新生的、积极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新窑口所取代。

3 寿州窑盛极而衰的因素分析

寿州窑烧造历史悠久，窑场规模巨大，产品行销天下。它是淮河流域最优秀的瓷窑代表，在灿烂的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后世和当今世界都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寿州窑在唐代晚期至五代开始走向衰落，在南宋消亡殆尽。寿州窑衰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历次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五代、宋时期的窑址。可见这个时期的窑址数量和遗存分布的规模，比隋唐时期急剧减少。

（二）五代寿州窑器物也仅有盘口斜直腹绛红釉执壶、龟背壶等；宋代器物仅有少量的元宝形瓷枕、“大中祥符”龙纹瓷枕、窄圈足黄釉碗。

（三）五代和宋代器物不仅数量少，胎质不纯，胎中含有的颗粒物较大，胎色灰白，表面粗糙，几乎都施化妆土。

（四）五代与宋代寿州窑产品制造工艺比隋唐鼎盛期产品工艺粗劣许多。五代执壶足部粗糙、器腹表面凹凸不平、不够圆浑，导致釉面不平。釉水也缺失光泽，略显滞涩。宋代瓷枕模印纹饰模糊不清，支丁痕明显。釉水干涩、釉色不纯，烧造马虎，瓷器不精。

寿州窑衰落的原因还需从内部和外部因素来分析。

（一）内部因素

（1）窑炉结构没有及时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淮南市博物馆馆长沈汗青认为：“淮南上窑地区烧窑用的瓷土矿石位于煤层的顶部，煤层埋藏较浅，一般几米深可见煤层。寿州窑由以木材为燃料改为煤炭为燃料是存在可能的，但是烧煤的窑炉结构与烧柴的不同，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寿州窑既没有自我钻研，也没有积极吸取外来技术，错失良机，导致衰落。”[8]

（2）装烧工艺停滞不前，观察寿州窑五代与宋的龟背壶、执壶、元宝形瓷枕等器物，可以看到颗粒感极强的粗胎，仍然使用支丁支烧。尤其是宋代的瓷枕在器物表面还留有明显、粗大的支丁痕，这比北宋官汝的芝麻丁和类汝瓷的绿豆丁大许多，损伤了器物的外在美。北宋南方窑炉支烧已普遍使用垫圈和垫饼，而寿州窑只有少数窑口使用垫饼和垫圈。由于技术革新的节奏过慢，粗制的产品很快被市场淘汰。

（3）五代、北宋的寿州窑产品在设色上没有跟上时代潮流风尚，显得不合 “时宜”。宋代人们在瓷色上偏好青色，尤其是天青色，致使南北方青瓷和影青瓷窑火兴旺。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巧夺天工、鼎盛辉煌，最具市场影响力。湖田窑影青、繁昌窑影青和萧窑影青瓷已垄断江淮瓷器市场。寿州窑由于坚持原有的黄釉、黑釉和绛红釉，已与自然天时不相和谐，与鲜明时代美感和时尚意识严重脱节，遭到市场冷落。

（4）瓷土原料缺乏。安徽省博物馆原副馆长胡悦谦认为：“上窑制瓷工业历经二百余年历史，因长期生产，消耗巨量瓷土，老鸪山的瓷土，到了唐代后期供应不上。寿州窑因原料的缺乏，寻找瓷土原料，将制瓷作坊迁移到萧县的白土镇。”据调查，今天的上窑镇及其周边地区仍然蕴藏有巨大的瓷土，时过境迁，可能当时寿州窑窑口附近可供开采使用的优质瓷土消耗殆尽。距离较远的瓷土不仅质地不好，还需要人力开采、蓄力运输，这样无形之中增加了原料成本，也给窑主增加了经济负担。在薄利或微利的情形下，窑业也会选择关门停烧。

（5）燃料短缺。熊海棠认为：“窑业的兴衰与森林的破坏有着密切关系，烧成1 kg 瓷器，就需要2.4 kg 的松柴。”[8]《陶记》中记载：“一里窑，五里焦。”只要建窑烧瓷的地方，草木破坏，草木不生，一片废墟。寿州茶园的规模化发展，茶叶种植增加，山地植被遭到破坏，燃料缺少，压制了窑业的发展，致使寿州窑在北宋衰微。

（二）外部因素

（1）动荡的社会环境。（a）藩镇割据与兵燹之祸[9]：①安史之乱后，760 年，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刘展反，遣别将陷濠、楚、舒、滁、庐等州；唐王朝命田神功讨伐刘展，神功入广陵（今扬州），大肆掠夺，仅波斯商被杀者近千人，江淮人民始罹荼毒。②藩镇皆欲广自封殖，争相雄长，斗争越演越烈，地处东南要冲的徐、泗、颍、濠、寿等州，便成为这些野心家争夺的对象。③784 年，兴元元年，淮西节度使攻寿州张建封，江淮州县屡遭剥削。④814 年，元和九年“冬，蔡兵大入马塘，寇邓家城，杀其将卒五千余人，尽掠男女，焚坏邑室而去。郡中惊骇，民人多流其家而东”。“时马塘、邓家城既陷……守（令狐通）闻之益恐，遂弃其城亡，是日霍邱焚”。⑤822 年，长庆二年八月，复有王智兴之乱，掠甬桥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皆十取七八；又逐濠州刺史候宏度。“淮河之北，千里荒草。屯兵百万，不胜征税”。（b）农民起义斗争：①738 年，洪贞起义于歙州。②752 年，宣州一带游民多结聚为盗。③756 年，宣州陈庄、陈五奢领导的反抗斗争。④762 年，宣歙一带方清、陈庄“山贼”“洞寇”起义。⑤黄巢起义（878 年—884 年），历时最久，遍及最大，流窜淮南，严重破坏社会生产。⑥五代十国战乱频繁，藩镇割据，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洛阳“井邑穷民，不满百户”，淮南“士民转徙几尽”，南方扬州“饥民相杀而食”。南北缺少统一市场，关卡林立，商税严重，如南唐建立之初，“关市之利，敛索尤繁，农商苦之”。《十国春秋》卷67《楚武穆王世家》：“币制杂乱，铜钱缺乏。盗贼横行，杀掠商贾。”[10]以上不利因素破坏了市场秩序，迟滞了商品流通，瓷器的生产与销售也深受其害。⑦北宋末年（1125 年）太原之战至南宋（1206 年）六合之战，在这80 多年时间里共进行了35 场战争。1141 年绍兴和议，划定秦岭淮河以北属于金朝。淮南成为宋金长期对峙的沿边地区和主战场，社会动荡，农业生产惨遭毁坏,商品价格上涨，人民生存负担加重，大量迁移或逃亡。“在战争状态下，消费市场缩小，尤其是中下层的消费市场。破产和流亡就成为许多中小手工业者没有选择的选择”。[11]长年的宋金拉锯战使得寿州窑手工业群体生存困难，最终破产。

（2）人口锐减与购买力下降。贞元时，徐、寿等州皆戍厚兵。《唐大诏令》载代宗命沿汴路两岸，每两驿置防援兵士300 人，以保护运道。岁征淮南4000 丁壮道大西北防秋，征江淮弩手戍边地方馆员又纷纷增置治安武装。当时“耕夫困于军旅，蚕妇病于餽饷……致令户口减耗，十无一二。而河南、淮南，又甚诸道”。舒州刺史独孤说舒州“经积年寇盗，疮痍之后，百姓流窳，十不存一”。黄巢起义（878 年—884 年），历时最久，遍及最大，流窜淮南，破坏生产，人口锐减。唐天宝十四年，755 年，全盛时期人口为8316 万，五代时人口为3000 万[12]。可见，唐末五代人口的减少，大大降低了市场消费瓷器的能力。

（3）江淮地区沉重的税赋。安史乱后，807年，唐全国户数为2473963，比755 年的8914709户，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朝廷每年的收入主要来自淮南东道等地。所以唐人常说：“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江淮财富对于唐王朝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唐肃宗初即位，即

。命江淮租庸使于常赋外，另外搜刮。御史郑叔青到江淮，“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纳一，谓之‘率贷’，所收以巨万计”。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适值大旱，人相食，元载认为江淮虽经兵荒，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以督收，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唐时对正税以外，横取于民之征调为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高云《白著歌》说：“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建中三年（782 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本道税钱（田税和商税）每千请增二百，就是正税之外，附加十分之二。同时又把盐每斗加价百钱。江淮地区的老百姓愤懑地诉说着：“难将一人农，可备十人征。沉重的赋税，严重影响了寿州窑正常的运营，窑主在辛苦之后，抽去各种政府税后，收入甚微。”

（4）水灾频发，致命一击。《新唐书》记载了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淮南大水，淹没大量良田；大和七年（833 年）秋，“扬、楚、舒、庐、寿、滁、和、宣等州大水，害稼”；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舒、寿、和等州复发大水，“飘没数万家”。频繁的自然灾害，破坏了淮河边上寿州窑正常的生产。南宋绍熙五年，1194 年，“黄河夺淮入海，此后黄河长达661 年的侵淮”。大量泥沙淤积，在盱眙与淮安洼地形成了洪泽湖，在上窑淮河支流窑河（亦称洛河）河道形成高塘湖。“恨水水不走”“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情洪水吞噬了淮河南岸及窑河沿岸的寿州窑。由于长年积水，窑炉坍塌毁坏，瓷土、燃料采集困难，瓷器作业难以为继。

（5）寿州窑因循守旧，与同业竞争乏力。“唐代后期，烧制釉下彩瓷器的湖南长沙窑、河南地区‘花瓷’窑的兴起，尤其是河北邢窑白瓷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南方青瓷的生产”。[2]宋时名瓷辈出，同业挤压。宋代是我国传统制瓷工艺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繁荣昌盛的时期，出现了六大瓷窑系：北方的有钧窑系、磁州系、耀州窑系、定窑系；南方有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系。还有驰名的汝窑、哥窑、官窑、建窑、繁昌窑、吉州窑、越窑、鲁山窑及全国各地众多的小窑场。宋代的寿州窑产品风格守旧，仍以黄釉瓷为主，制作粗糙，不能紧跟时代步伐，落后于时代审美要求，百姓需求量有限，生产规模日渐萎缩，产量小。

（6）税茶和榷茶政策大行其道。安史之乱，唐国库日绌。782 年，唐廷开始对茶叶征税，“十税其一”，后税率增加15 %。在不少地方征收“过境税”（类似买路钱），又叫踏地钱，严重扰乱经营秩序。唐穆总时，又增天下大税。唐武宗时，“庐、寿、淮南皆加半税”。高额的茶税，减弱了风靡盛唐的饮茶之风，同时也缩小了以生产民用茶具为主的寿州窑瓷器在淮河流域的市场份额。

4 结 语

四海名扬的寿州窑在唐代后期，由于受到众多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结束了百年辉煌和鼎盛局面，在南宋时为自己画上了句号。寿州瓷的“惊艳黄”因不合时代审美情趣，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寿州窑的发展史犹如一部扣人心弦的旋律，华丽与黯淡、高潮与低落交织其间，耐人寻味。但无可争辩的是，它的存在为并不充裕的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物质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浓郁的特色文化和核心技艺。寿州窑在“南青北白”的陶瓷世界中增添了一抹炫丽的色彩，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