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如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一、前言

人是电影最重要的观察中心，《站台》中的尹瑞娟、《三峡好人》中的沈红、《小武》中的胡梅梅、《任逍遥》中的赵巧巧……女性一直是贾樟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江湖儿女》是对贾樟柯先前作品的继承与突破，它延续来“贾式江湖”的人物谱系使女性得到重点关注，巧巧成为本片塑造的核心角色。作为编导一体的创作型导演，贾樟柯对主题进行反复渲染的同时对人物刻画变奏，将既有认知的“大江湖”凝聚为个体生命历程的“小江湖”，观者既能感受到贾樟柯一贯给人“时代变化与变化之痛”的心理创伤，亦从人物性别空间逆转中耳目一新，时代变迁和人物地位变化同时进行且二者相互作用。

二、旧江湖之中的“附庸”

影片前半部分展现以斌斌为首的旧江湖，喝五湖四海酒、义字大过天、一笑泯恩仇……关公像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是忠义、神武的象征，在贾樟柯看来，关公文化正是江湖文化的核心，凌驾于强权之上。与以往的观影经验不同，贾樟柯塑造的江湖世界改变观众传统意义上对江湖的认知，通过描写江湖中有情有义的男女的情感经历，在现实中增加了一抹“江湖侠义”的色彩，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充满着传奇色彩却又回归于现实的“城市江湖”。

“中国道家中阴、阳二者各占一极，且阴阳一直处于运动状态中，没有绝对的主客、上下之分，”①斌斌与巧巧各占阴阳一极，他们之间体现出中国哲学“变”、“通”之道，且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空间实现主客体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