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莹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65）

中国造园的历史悠长。受市民阶层崛起及商业经济繁荣的影响，明清文人园林权力意志符号逐渐破碎，与魏晋时期偏好“崇雅摒俗”的环境审美理念不同，明清园林中的“乐美”思想汇聚着当时文人乐生好德的生活态度和生命理念，受市民趣味的浸淫，“娱于园”的观点取代了传统的“隐于园”。[1]

一、乐居：生活图景中的美学要求

“乐居”之美须兼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陈望衡《环境美学》称：“宜居的‘宜’已经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而‘乐居’的‘乐’则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2]明清文人园林“乐居”首先要求整体的美感享受，保护园林的宗法功能和秩序感，同时要求兴造注意景观的丰富性和环境协调，以满足人多方面的审美需求。园林兴造应以“偏”为胜，首先地偏，其次径偏，最后心偏。园林选址无论是城廓还是荒野，偏僻幽静之所为上；路径作为园林隐藏的经络，引导行人脚步的展开，往往紧贴墙根或埋于草木深处；文人的高尚修养和达生态度适配园林“居住”主题，心中胸中的千沟万壑便以“景观”跃然园中，即使结庐在人境，也能无车马尘嚣。

在整体性之外，明清文人园林高度重视历史性和艺术性，《陶庵梦忆·范长白》载万历进士范允临的私家园林风貌：“范长白园在天平山下，万石都焉。龙性难驯，石皆笏起，旁为范文正墓。地必古迹，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学问。”由此可见，范允临选址造园时特别考虑了当地的文人历史条件，范文正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节，既彰显了园主不俗身份，又假托相似经历倾诉不遇的悲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