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丹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210000）

一、周恩来自我革命精神的内核

每一种精神文化的孕育和形成，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也都有其形成的内在依据和实践基础。周恩来的自我革命精神也是如此，并非凭空产生，萌发于他所生长的那个年代，形成在他革命生涯的实践中，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交融所产生的新果实。

（一）时代与环境的助推

周恩来自我革命精神的主要体现就是敢于革故鼎新，勇于自我批评，这同他所成长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周恩来生于1898 年，当时中国处于一个急剧动荡、亟需变革的时代。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陆续为救国救民开始一次次的尝试，一场场的探索，以寻求救国、强国之道。甲午战败，清政府“洋务运动”破产，八国联军侵华使清政府元气大伤，彻底陷入了穷途末路之境。然而，清政府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民族灾难的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出生在政局动荡中，成长在炮火弥烟下，这使周恩来对残酷的社会环境与困苦的百姓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一困顿的社会现状无疑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助推剂”。

1910 年，周恩来离开家乡，赴东北伯父处生活，进入新式学堂开始求学生涯。在此，周恩来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颇深倾向革命派的知识分子高亦吾先生，高先生18 岁就投书维新志士章太炎，是早期同盟会成员之一。[2]在关东模范学校求学时期，受周围先进社会思潮的影响与感染，周恩来早早就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民族之振兴而努力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