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广龙

今年农历七月十九是父亲去世三十年祭日，三十年的岁月，父亲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渐渐淡去，唯独他那双充满希望和带着期盼的眼睛，总是萦绕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一九八二年我高二毕业，我们是最后一批“双轨制考试”考生，能考上学并能分配到工作是我们这些农村娃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为了保险起见，我报考了难度小的中专考试并幸运地拿到了当时不错的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父亲和母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贫穷是他们那辈人的标配。目不识丁的大脑像浸透了水的皮绳，牢牢地将他们束缚在鲁沙尔镇庄隆滩那几亩贫瘠的土地上，直到耗尽他们最后一丝气力。我们一家七口人如颠簸在死海上的一条破船，不知道去哪里，但摇橹的父亲却在拼命地划，他坚毅的眼神里有一种猜不透的希望。

父亲从信封中抽出录取通知书，眯着那双不识字的眼睛从头到尾认真地浏览了一遍，和母亲憨厚的目光相互对视了一下，两个饱经风霜的脸上微微显出笑容。那笑容好比干涸了好多年的小河床上突然流出的浑浊泥水，艰难而又陌生。又好像是他们额头上每一道皱纹深处生硬挤出的微弱亮光，那样勉强而又卑微。我站在土炕前从父亲粗糙的大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一遍又一遍给他们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字，他们不厌其烦地听又不断地问，仿佛其间的字瞬间会将他们带入梦中的家园。不一会儿，低矮的土房子内充满了父亲畅酣喷吐的旱烟烟雾，母亲起身用一根木棍撑起那扇破旧的木格纸窗户，笼罩的烟雾脱缰而出，窗外一堵风蚀破败的土墙挡住了我的视线。猪圈空荡荡的，家里的那头黑猪外出觅食还未归，几只老母鸡在白菜畦里低头穿梭，不停地点头啄食着菜地里的虫子。虫子哪怕是躲进地下，也会被它们尖利的爪子刨出来果腹。随后的个把月，闲暇时间里总有亲戚邻里来家里打听我上学的事情，母亲拿出炒面匣匣，父亲则慷慨地贡献了他整个夏天的黄烟叶。我家的土炕和院子的某个角落成了父母亲他们世界里最榮耀的地方，母亲忙着烧水添茶，时不时地给大家碗里捏几个炒面尜儿，父亲和大家死命地抽着旱烟，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侃着土巷道里的家长里短，偶尔让我念一念录取通知书，让大家赞美几句。那时的父亲用一句土话形容，就是“走路时步大，说话时话大”。八二年，我是那个土巷道考上学走出去的第一个人。

整个夏天，我家三分之二的人口被动员起来，目的就是把我体面地送上求学之路。除两个弟弟年幼在校读书外，父母亲和两个姐姐都有任务，我也在一个亲戚管理的工地上谋了一份搬砖的活儿。全家人竭尽全力奋斗几个月，终于在出发前东借西凑地为我置办了一套全新的行头。

终于盼到了出发的日子。一大早，吃过母亲为远行儿子精心准备的早饭——擦了香豆的油馍、炒白菜和熬茶。穿着从头新到了脚，裤头上母亲缝了一个小包，里面装了三百元钱和二百斤全国通用粮票，母亲叮咛再三，一定要保证钱和粮票安全，它是我一学期的全部盘缠。我知道为了凑足这些钱和粮票，父亲没少受别人的白脸，该求的和不该求的都求了。钱和粮票紧贴着我的身体却像拽着心肌一样，沉甸甸的，心里有点酸痛。

父亲固执地把母亲那双早已哭红了的眼圈挡在了家门口，只领着两个姐姐坐长途汽车把我送到了西宁火车站。那年我十五岁，按现代人的标准，充其量是一个岁数稍大点的顽童。没进过城，更别说坐火车了，见都没见过。对火车的印象只是从电影《铁道游击队》和《火车司机的儿子》里有个模糊的认识。到了火车站看啥都新奇，售票厅拥挤不堪，没有人维持秩序；候车大厅前的柱子粗的一个人没办法合抱；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四散奔走，像土堆中突然窜出的蚂蚁；站前广场上几个漂亮的列车员拿着扩音喇叭拼命地喊叫，招呼着人群排进不同车次的队伍。从这一刻起，我意识到我开始慢慢地走出了那个土巷道，奔向另一个属于我的世界。

现在无法想象当时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话的情况下，我们同一学校录取的十个新生除了民和站上车的一位同学外，其余九名同学神奇地在西宁站广场相遇。城市里的同学和家长很热情大方，问这问那，而我们四个农村娃就像刚从地里挖出的四个洋芋蛋，傻傻地杵在那里，偶尔露一露胆怯的傻笑。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广场，回来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左手提着一个崭新的黄帆布旅行箱，右手拎着一网兜橘子。他是看见别的同学都有一个旅行皮箱，才急忙跑出去买了个帆布箱。他让姐姐打开捆绑好的包裹，将最上层的褥子塞进帆布箱。他掂了掂箱子会心地笑了笑，他的儿子和别的学生一样，也有了一个崭新的旅行箱。

父亲宽大的肩膀上斜挎着我的行李包裹，领着我们姊妹三个人随着蛇形的进站队伍向站内缓行，一过检票口，所有的人开始向绿皮车厢狂奔。父亲有几分蛮力，他很快就挤上了列车，并在我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放置好了我的包裹和黄帆布行李箱。旅行的送行的人挤满了车厢，像一个巨大的马蜂窝，天上炽热的太阳和水泥地坪的站台交相辉映加速着车厢内气温的快速攀升。父亲的上衣被汗水浸透了，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停地用袖子揩拭着脸上的汗水。姐姐帮我脱下了学生装上衣，蓝白相间的海军衫托起一个傻乎乎的小脸蛋，父亲不停地抚摸着儿子的小头，简陋的几句叮咛“吃好、喝好。好好听老师的话！”他的话匣子噎在贫瘠黄土地的哽喉上，没有丰富的词汇，几句简单的重复就像一副沉重的扁担，压在了我的肩上。

火车快要启动了，父亲和两个姐姐被广播劝下了车。我从绿皮车厢拉起的窗户里，第一次从高处俯视着自己的父亲。一个刮得光亮的头在站台上人群中特别显眼；一副高高端庄的鼻子撑起了一张苦涩的脸；四十多岁的人，额头上已堆满深深的沟壑，仿佛是我家自留地里被他刚刚拍过的洋芋塄子；掉光了上牙，上嘴唇已有了微微的塌陷，闭嘴时有点像年迈的老人；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光芒的眼睛，眼角被细细的皱纹冲刷成生命艰难的河床。

一声汽笛长长响起，列车开始缓缓滑动，父亲的眼里突然泪如泉涌，我也忍不住开始嚎啕，父亲竭力想用含泪的眼神拽住车窗里儿子渐渐远去的身影，列车在行，父亲在跑，在站台的尽头，他拼命地摇晃着粗犷的右臂……

我止不住哭泣，眼泪陪着父亲那双期盼的眼神和那只摇晃的手臂一直哭到小峡，抽泣到大峡，火车过了老鸭峡我还不停地哽咽……天黑，我趴在列车的小桌上，昏昏地睡去。

（本文系作者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