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北

1

我找不到他了。我没有想到会这样。

两年前，母亲的葬礼过后，我就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了。当然，他也没有找过我。电话响了一声又一声，直到那个冰冷而机械的女声冒出来。那时已是晚上八点过了。按理说，他一个人在赵家梁，没有理由不接电话。我就不信，他不回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给他打电话都意味着是我原谅他了。至少说有那个苗头。可有些事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的。我不想被误会。

奇怪的是，第二天他没有回我的电话。第三天也没有。

离他最近的是同村的两个老光棍，可从山脚爬到山顶要大半个小时，我也没有他们的电话。他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爸和幺爸，二爸早就定居到了新疆，幺爸也在几年前搬到了乡场上。幺爸离他再近，也隔着几十里的山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不可能在幺爸那里。还有，他既然决定把事情告诉我，就不会只是纸上写的那么简单。他一定还有其他的话要说。他没有理由不接电话。除非，他是故意的。不，这绝不可能。

他到底怎么了？当这个念头从我脑子里闪过时，我就控制不住地要往最坏的方面想。电视里报纸上经常有农村空巢老人突遇意外的新闻。我又给他打了一個电话，他没有接。第二个还是没有。直到拨到第十八个，依然无人接听。我顿时变得颓然起来，手机屏幕闪着幽暗的光，却很快熄灭了。

母亲在时，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也会为他担惊受怕。已经很多年了，我和他之间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母亲。我无法对他喊出那个字，甚至连心平气和地说话都无法做到。我们都在竭尽可能地避开对方，具体到一个眼神，以及一切的语言和肢体接触。我们早就关掉了所有通向对方的门，连一个缝隙都没有留下。

那个红色塑料袋是儿子今年暑假从他那里带回来的。儿子已经二十一岁了，在北方一座城市上大学。今年暑假，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要回去看看爷爷。儿子回去呆了七天。回来后，他把那个红色塑料袋递给了我。儿子说，爷爷说了，这是给你的。除此而外，他没有讲过任何关于他的话。我不问，他就不会讲，或者说，他不讲我就不会问，这是我们一家人的默契。这到底是因为漠不关心，还是刻意躲避，我说不上来。没想到，他们都在瞒我。

2

妻是下午两点到家的。一到家，她就噼里啪啦地嚷开了。她说，打你电话也不接，一路上都在为你操心。你说，究竟咋了？

这是妻第一次出去旅游，报的团。临出发前的两天，妻每天晚上都要拿出她精心准备的几条裙子，在镜子前比来比去。她问我，这条好看吗？我说，好看。她又换上另一条，问我，这条呢？我说，还是好看。

开饭店是体力活，常年的烟熏油浸，再好看的衣服穿到身上都会失掉几分韵味。况且，做我们这行，最讲究的就是干净利落，穿裙子的时候就更少了。当妻听到我的肯定，高兴得走路都是一跳一蹦的。那个时候，我比谁都希望她有一个愉快的旅程。我没想过给她添堵，可我只能问她了。

“你们早就知道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妻小心翼翼地走到卧室门口，低着头说，你看过了？

我看着她，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你说，到底哪个在装？说完，我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把头深深地埋进了手掌里。

妻走过来蹲在我的面前，轻轻说，以前妈不让说。后来，儿子带回那个塑料袋时，我们也想过告诉你，可谁也开不了这个口。

“所以，你是故意的。”

妻低了头，没有说话。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错了？”

“我没想过。”

妻说谎了。本来，妻和他们没什么接触。我出事那几年，父亲去老家县城打工，母亲就来到这个遥远的城市帮衬妻。妻偶然间提起过，还好有他们，不然，她和儿子的日子不知道会有多难。在我和他又一次闹崩后，她再也没有提过他们。

他找不到了。我说。

哪个？妻抬起头，一脸疑惑。

你说呢？说完，我就不吭声了。

妻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却欲言又止，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你还是回去看看吧。总不能一辈子都这样。我去店里了。妻说完，轻轻地关上了门。

妻关门的声音很轻，像是两只手合在一起。她关门从不这样，永远都是嘭的一声。对这件事，我跟她说过不下十次。每一次，她都笑嘻嘻地说，知道了。可到了下一次，她还是该嘭就嘭。我朝那扇门望了望，总觉得意味深长。

我所在的城市离老家有八百多公里。母亲去世那年，也是我和他彻底闹翻之后第一次回去。也许是命中注定，十六岁离家以后，除了带妻回去认亲那次，我的每一次回家，都是和他的又一次决裂。

我没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母亲得的是胃癌。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母亲体内的癌细胞早已大面积扩散。医生的说法是，没有几天日子了。据他说，最开始他们只当是普通的胃痛，熬几天就好了。然而，母亲并没有好转。直到后来，她已经疼得站不起来，只能蜷在床上打滚。那时，他们才想起要请个医生来看看。

乡里到山上有十几里的山路。他去乡上请了几次医生，医生都说，忙啊，走不开。医生给母亲开了几副药让他带回去，母亲吃了，还是不见好转。相反，却一天天地瘦成了皮包骨头。后来，他就堵到了乡上医生的办公室里。他说，要么我跟你走，要么你跟我走。最后，医生选择了跟他走。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说那么多的话。那也是第一次，他在我面前哭得涕泗横流。他说，要是早点带你妈去看的话，也许，她还能有几天的活头。

我差一点就走过去挨着他坐下了。母亲走了，我们有着同样的悲伤和不幸。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母亲的棺材前，守着几根香烛，有一搭没一搭地燃着纸钱，一直坐到了天亮。那时，我还在天真地想，总算是对母亲有了一个交代。

车很快驶上了高速公路。天色暗沉沉的，乌云也压得低，仿佛是为了掩盖在遥远的天边发生的一切。那张二指宽快要模糊了的黑白寸照是一对青年男女的合影，两个人脸上的严肃多过温情，看上去，还有一点不知所措的茫然。他说，他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轻轻松了松油门，心情也顿时变得沮丧了。我不知道，在那千里之外，是不是还有我所谓的家。

3

我是十六岁那年离开老家山梁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众而俗气的名字，赵家梁。赵家梁在山顶上。那样的地方，不用想也知道，谈不上什么条件。还有，我们并不姓赵。我们是赵家梁唯一的一户外姓人。

天下那么多地方，至于为什么去那里，别说别人，就连我，也实在想不通。当年，他带着我和母亲长途跋涉，从有水有稻子的山湾湾里，搬到常年只剩下灌木丛和风的山梁上。我问过他为什么，他只是说，他跟这里有缘。母亲说的是，他去哪儿，她就去哪儿。这样的回答难免无趣。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问过了。

本来，他是对我寄予厚望的。也可以说，我是他唯一的希望。问题就出在这里。成为别人的希望或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从小学起，到初中，再到高中，我几乎成了一个符号。他孙有道的儿子只能是第一。我并不是故意要同他作对，只是，他要我走的那条路我走不了。我想走自己的路。好不好，都没那么重要。

我是在县城读的高中。第二年还没读完，我就在学校呆不下去了。我私自找老师办了退学手续。我就是想好好地透口气。我的所作所为在家里引发了轩然大波，第一个跳出来指着我鼻子骂的人就是他。他问我，为什么就不能替他想一想，他做牛做馬，不都是为了我吗？我怎么能这样？他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好话说尽，歹话说绝。这并没有什么用。反正我铁了心再也不会去学校。他只好把我锁在屋子里，扬言说，除非去学校，否则就关我一辈子。

我是在半个月后的一个午夜悄悄离开的。他一定没有想到我真的会走。他一定还想不到的是，母亲早已暗中站在了我这边。她无法说服他，也见不得她的儿子受苦。在无边的雾色里，母亲抹着泪，偷偷给我开了门，并塞给我一团用手帕裹起来的东西。我走了几步，母亲追上来，说，别怪他。母亲耸着肩膀，像是只有那样，才能把自己撑起来。

母亲给我的手帕里是九十三块钱。家里的钱都是他在掌管。为了我，她彻底地背叛了他。我不想也不能让母亲失望。我跑的地方不算少。福建、广东、北京、浙江、山西、兰州等等，听说哪里有钱挣就去哪里。说来也怪，那些年，我跑来跑去，除了一身轻松再无余粮。关于这些，我从来没有跟他提过。无论如何，我得向他证明，我不读书不听他那些为我好的大道理，照样能活出个人样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他就是在那几年快速老下去的。才四十出头，看上去，倒比五十岁的人还要老。还有，他开始吃烟了，那种烟雾可以把整个人都藏起来的赵家梁上长出来的叶子烟。

天色越来越暗，夜色苍茫，几近于一片混沌了。我们从来没有心平气和地聊聊。其实，那些事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不想在他面前低这个头。说到底，他是父亲啊。

4

我是第二天早上下的高速。我很想早点回去，却又害怕回去。三十多年过去了，赵家梁不仅早已从所谓的行政区划版图上消失，也渐渐消失在那些曾经生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稀薄记忆里。没有多少人再记得它了。也不会再有人从别人口中知道它。十六岁离开那年，我本来想过，我一定要让他和赵家梁重新认识我，现在怎么看，都像是痴人说梦。

还是十多年前，就有人陆陆续续从大山里撤下来。母亲还在的那些年，经常会打电话给我说村里的事。母亲说，又有人搬走了。每说一次，我的心就揪着难受一次。不用猜也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比我更难受，更绝望。他们都在往外走，他们都在昂着头骄傲地往外走，只有我，是低着头，含羞忍辱从村子里出来的。而且，这段历史，也将成为那个山村所有人最后的共同记忆。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我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发生（虽然大概率是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奇迹），我们都无法驱散这段往事带给我们一家的屈辱和不甘。

母亲说，他们有的去了湖南，有的去了新疆，河南，还有成都，甚至是黑龙江那样遥远的地方也有人去，反正就是不留在山里。近两年，村里就只有他和两个老光棍了。其实，是只有他留在了那里。因为国家的扶贫政策，政府在山脚下傍公路的地方，给那两个老光棍建了一座扶贫房。他还有我，自然不属于被扶贫的对象，也就在山顶留下了。当然，我很清楚，即便是送他一个贫困户的名额，他也绝不可能接受。他要强了一辈子，哪里会甘愿成为被帮扶的那一个。

我把车停在通往赵家梁的那条小路的山脚处。其实，再往前开两百米，就有一条直达赵家梁山脊梁上的水泥路。而从这里上赵家梁，还要走近三里的石板路。我想走回去。我站着抖了抖腿，好一会儿，才有了站在地面上的感觉。我试着往前走了几步，背也在一点一点地挺直。我用手理了理头发，在衣服上拍了又拍。

从山脚往赵家梁走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是赵家梁唯一的小卖部。这里曾经住着赵家梁最富裕的人。当然了，那年头，富裕是一种姿态，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姿态。对于赵家梁人，除了这个小卖部，另一个最靠近赵家梁的小卖部也在三公里外，还是外村的。这里装着赵家梁人的油盐酱醋茶，也装满了赵家梁上所有孩子的童年期待。赵家梁人人都需要这个小卖部。除了我们一家。

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他和母亲搬到赵家梁以后，先是暂住在一户赵姓人家，后来，才慢慢地建起了四间黄泥小屋。在那个年代，除了一门手艺，庄稼人的命根子还是在土地上。为了有几垄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和母亲不知找过多少人求过多少情，最终才在赵家梁最偏远最苦瘠的山包上，开出了几垄荒地。十来年里，除了教书，他挑水下肥，把所有心血都浇在了那几垄土地里。那些土地没有辜负他，从第三年起，每年交完公粮，我们家都是赵家梁粮食剩得最多的人家。

然而，有一年，小卖部一家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传言，说的是，我们家开出来的一垄地风水极好，谁要是把祖坟迁到那里，子子孙孙，必定福泽绵长。这个传言像风一样，传遍了赵家梁的每一个角落。赵家梁的每一户人家都跃跃欲试。谁让我们不姓赵呢，哪怕那垄地最后闹不到他们头上，至少，也不会便宜了我们这样的外来户。

那场战争旷日持久。他不是一个甘于认输的人。最初，是他扛着锄头一整天一整天地守在那垄地里。他也是一个骄傲的人啊。他来到赵家梁的第二年，赵家梁筹办村小，他就成了第一个也是空前绝后唯一的一个老师。母亲说，大不了不要那块地了，庄稼嘛，够吃就行。然而，他以师的尊严，他不接受这样的侵犯和掠夺。

后来，到了局面无法控制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引入其他的外部力量。他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他是母亲家的上门女婿。这样的来历，注定让他看似众声喧哗，其实无所依傍。他还是找到了他们。那是我所知道的，他从他的两个家族脱离出去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求助者的姿态出现。

赵家梁坚决带头行动的是小卖部一家。他们先是三个人，再是五个人，慢慢地，是十个人，最后，是赵姓的所有男人和一口空棺材。他们敲锣打鼓，日日不歇。那垄地在靠近山尖的地方，驴打滚似地朝下倾斜着。玉米在地里站得整整齐齐，沉默地应对着四面八方的山谷和天空。一如他的沉默。

他的后盾和小卖部带来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又从一群人成为一个人。最后，他站成了一个影子。他再也无法阻挡一群人的力量。那口空棺材被埋进土里的那天，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田埂上看那块墓碑。傍晚，母亲牵着我的手，惴惴不安地守在他的身旁。漫长的黑夜笼罩着我们，一股透彻心扉的凉寒爬遍了我的全身，那是我第一次，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疼痛。半夜的时候，我被寒风惊醒，伸出手往他的身上摸了摸，他比石头还硬比石头还凉，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没想到，他却摸了摸我的脸，笑了。

回家后，他在屋里躺了整整三天。对于我们家这段人所共知又无比隐秘的屈辱历史，那垄地和那块墓碑成了一个明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也许，他的人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塌陷的。

而今，小卖部早已人去房空。几面倒伏得只剩下墙根的泥巴土墙被一人多高的灌木丛密密包围，既荒凉又充满生机。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它不动声色，用生命的力量，抹掉另一种生物曾经存在过的痕迹。然而，任这一切怎么改变，也无法把那些关于孙家的秘辛一笔勾销。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把自己远远地隔离在赵家梁之外，也把我和赵家梁的人群隔开。在堂屋里的那张小方桌前，我度过了无比压抑的少年时光。那是一种溺水一样的窒息感。可他却说，他是为了我好。

5

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门上的铁锁锈得斑驳。太阳并没有露面，却还是执着地把比别处更多的一点的白和亮洒在了我的面前。

房子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在鋪天盖地的绿的合围下，好像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更老一点，更矮一点。我计划过要修房子的。他也计划过的。在赵家梁最早一波移民潮开始前，我们就把钱准备好了。

我朝四周望了望，只好掏出手机，把他的号码翻了出来。我抖着腿，漫不经心地扭了扭脖子。他要是接了电话，我该说啥，是说随便问问，还是说我回来了……我在脑海里飞快地盘点着，却始终底气不足。那个冷冰冰的女声结束了我的纠结。他关机了。

我用手狠狠搓了搓脸，使劲地咳了几声。

“孙有道。孙有道……”我终于忍不住朝四面八方喊了起来。

山谷里静悄悄的，回音像走散的风一样从四周朝我涌了过来。

我停了停。很快，又用更大的声音把我的疑问交给四面八方。

孙有道是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我只在很小的时候喊过。那时候，人家都喊他孙老师。他们问我，你敢喊孙有道吗？我当然敢啊。于是，当着一群人的面，我喊他孙有道。人群中很快爆发出一阵笑声。记忆中，他笑嘻嘻地揉了一把我的脸，说，再喊，小心打屁股。我被他笑过之后突然瞪大的眼睛吓得愣住了，用手扑打掉他的手，怯怯地跑到了母亲的身边。母亲说，你要喊爸爸。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喊过孙有道了。只是，他作为孙老师的人生并没有持续太久。当他从赵家梁村小的讲台上退下来后，他又成为别人嘴里的孙有道了。只有我和母亲知道，那个孙有道已经不是从前的孙有道了。

我踉踉跄跄地往山下跑，逐渐意识到，光是靠我，要找到他，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是得问问同村的那两个老光棍。不管他是下山还是上山，他肯定会从他们门前经过的。

政府给他们修的扶贫房是五间砖瓦平房，他们一人一间厨房、卧室，共用一间堂屋。我把车停在路边，径直走到了门口。两个老头正坐在堂屋里守着电视，看到我，他们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我是孙有道的儿子。”

他们对视了一眼，好像与我有关的记忆装在对方的眼睛里。

你们看到孙有道了吗？我问。

他们又互相望了望。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含混不清地争论，虽然唠叨而且无趣，却也是在过实实在在的日子。人总是要和人在一起。儿子一定也见过他们了。儿子说，他太孤独了。可他的孤独难道是我造成的吗？儿子是不是也在心里给我打分？我和他，到底谁才是最该被原谅的人？

我的想象并没有持续太久。他们的争论结束得陡然而意外。他们齐刷刷把目光对准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异口同声地问，你回来了啊？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点了点头。等重新回到车上，我想了想，还是拨通了幺爸的电话。

幺爸的电话倒是接得很快。幺爸说，你爸没来过我这。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我一下子急了，说，打他电话关机，家里也没有人，到处都找不到。

幺爸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哦了一声。好一会儿才说，你别急，可能是去他哥那里了也说不定。

“幺爸，我是孙有道的儿子啊。”

“我知道。”

“他哪里有哥啊？”

电话那头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个，电话里也说不清楚。他这人，嗨，咋就关机了呢。这样，你先过来，我也找找。”

我把头仰在靠背上，脑袋里一片混沌。他还有哥哥。还有母亲，他们一直都在骗我。我忍不住气愤起来，一拳砸在了方向盘上，却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6

从赵家梁去幺爸居住的乡场只有一条路。我只去过幺爸家两次。一次，是十六岁以前。一次，是我结婚后。他和他两个弟弟的关系几乎可以用淡漠来形容。平常日子，除非有事，而且是大事，他们才会互通有无。否则，他们几无联系。还有些年，他们一年到头连过年都没有一句问候，就更别说互相走动了。我曾狠狠羡慕过别人家的孩子，他们有走不完的亲戚，数不完的表哥堂哥表妹堂妹。而我，除了他和母亲，好像就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16歲离开那年，我从赵家梁出发，先走到乡上，再走到县城。最后，在县城上了汽车。那些年，正是赵家梁最红火的年头，人们开荒山，挖深井，修新房，都在卯着劲儿过日子。后来，赵家梁的黄泥小路变成了石板路，又有了宽阔的马路。再后来，村村通了柏油路。可赵家梁却从五十几户人家搬得只剩下十来户，八户，直到把他一个人剩在山梁上。

仔细想想，我当年离开也不过是一时意气，主要还是想缓缓。我没想到一切会变得这么快。饭馆里的小吴和其他人倒是很淡定。他们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时代就这样，农村再好，也没几个人愿意呆了。说罢，他们开玩笑道，所以啊，老板，还是你有眼光，生在了好时代。

他们的话也是实情。因为和他闹翻，我才决心要干出个样子，误打误撞在这个城市开了饭馆，赶在好时候买了房，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店里的员工也是农村出来的。他们的家乡要比赵家梁好一点，不过，常年留在那里的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他们在城里奔波操劳，一年到头，顾了一家老小吃喝，也难有多少积蓄。至于在城里安家，就更不知猴年马月了。我的确比他们幸运。可我还是感到了哀伤，为他们，也为我。在时代滚滚向前的洪流中，我们都别无选择。

进乡场要先转过一个大弯。那个大弯就像巨大的迷阵，把乡场死死藏在了身后。靠大弯的一侧是连绵的矮山，密密麻麻的砖房肩并肩地顺着矮山向前延展，在两栋房子的缝隙处间或有两人宽的石阶，通向山顶各样的商店和菜市场，和一座经年的古寺。

过了大弯，远远就看见幺爸佝偻着身子朝我这边张望。从下车到幺爸家，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进了屋，幺爸指了指堂屋里的长条凳，说，坐吧，我给你倒杯水。

开水从幺爸手里的水壶乖顺地往搪瓷杯子里跳。幺爸把茶盅递给我，才慢慢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

你来打吧，他说。

我把杯子放到桌子上，茫然地站了起来。

幺爸把那张纸条推到茶杯旁，转身走到门口去了。是他哥的电话。他背对着我说。

我是第二次拨通那个电话才说话的。第一次，那边喂了半天，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后来，再打过去，便跟个机器似的报了家门。那个人告诉我，他回赵家梁了。他对我解释说，他出来时忘了带手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幺爸摸了摸衣服，眼睛眨了几下，把头扭到了一边。

“你先喝口水。”

“他也不容易。”看我不说话，幺爸又补充了一句。

母亲多次委婉地讲过，他也不容易。母亲说，他是个好人，就是太苦了。他们都说他不容易。难道全世界就他不容易？

“其实没那么复杂。”幺爸没有再说什么，径直走到门口，拿起铁钩哗啦一声把卷帘门拉了下来，只留下一条窄窄的小缝。

7

“刚刚那人才是你爸的亲兄弟。你爸是从林家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结婚几年都没有小孩，所以就抱养了你爸。后来又有了你二爸和我。你爸是我们三个里最能读书的，当年还是我们那儿第一个高中生。我和你二爸就要差多了，反正读书是不行。后来嘛，他就没读了。那年头，吃饱肚子才重要。”幺爸说。

“那他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

“你爷爷奶奶有了我之后他就知道了。”幺爸把头歪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仿佛在读一本遥远的书。“有一年，他回林家呆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了。那以后，他就不怎么跟我们说话了。”

屋子里的光线很暗。除了门口，房间里的其他地方都麻乎乎地黑成了一团。

“他从来没提过这些。”

“本来他们也没什么往来。”幺爸停顿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说，“有一年，你不是出事了吗？”

“哦。”我用力地咬了咬下唇。

我出事那年，儿子才五岁。我和妻在火车站、客运站这些地方当游击队，摆摊卖点衣服毛巾电器啥的。一天晚上，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从我这买了几样电器。真他妈见鬼。偏偏就是那天，我收了假钱都没发现。后来，还是晚上，那个男人又笑嘻嘻地来买我的东西。这一回，他不穿西装也不打领带了，衬衣外面套毛背心，还带个眼镜。他以为我认不出来。

我哪里咽得下这口气。趁他在摊子上东看西看的时候，我突然走到他面前，出其不意地捏住了他的手腕，狠狠地扳了一下。他也不是个软蛋，顺手就拿起一个水龙头往我头上砸。我一下昏了头，也拿起东西往他脑袋上砸。他没经住我几下子。妻买晚饭回来时，警察已经把我铐上了。那人伤得不轻，医生说，就算治好了，也会落下毛病。还有，我得赔他十三万。否则，得在牢里呆个七八年。钱到位了，三年就行了。

那十三万里有他的七万八。这是妻告诉我的。我算过一笔账，有四万六是他和母亲的所有积蓄——准备修房子用的。还有三万二，出来后，我问过他，他没有说。后面的几年，我和他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我不想欠他的人情，可也没钱还他。那就互不搭理呗。不过是借了他几万块钱嘛，等有钱了，我加倍还他就是了。

“他在你这儿借了多少？”

“四千一。”幺爸顿了顿，说：“那几年你知道的，都没钱。”

幺爸家的情况并非他说的那样。只是，愿不愿意罢了。那时候，他靠扛沙袋挣点苦力钱，谁说得上啥时候才能把账还清。

“二爸呢？”

“大概也差不多。还有你几个堂弟，估计加起来也就一万多吧……”过了好一会儿，幺爸才想起来什么似的，突然咬着牙说，“那以后，他除了还钱，还有你母亲过世，我们几乎没什么往来了。”

“还有呢？”

“没有了。”

我盯着幺爸的脸看了看，想从他的脸上看出关于我身世的秘密。然而，除了松松垮垮的皱纹，再也看不见丝毫波澜。我埋下头，看脚在地上画圈。

几点了？我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幺爸看了墙上那只挂钟一眼，说，要四点半了。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幺爸飞快地把头转向我。

是他的電话，我说。

8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一对红灯笼。不管怎样，那座黄泥小屋都需要一点亮色。旷野的绿深沉而笨重。南方的山区就是这样，一年四季都绿得那么一样。我提着两只红灯笼往赵家梁的山梁上走，往我的起点和终点走。每走一步，都像是在准备重新开始。

出狱那年的新年，是我离家以后在赵家梁度过的唯一一个新年。那个年过得极不愉快。说不愉快好像过于客气了点。准确地说，那个年是我们又一次指天画地的彻底闹翻。

妻给我说过那笔赔偿款的来历。为了还钱，他去县城打零工，扛过沙袋背过石板，五十几岁了还在做苦力。我不是没有过感动。我也想过要好好地孝顺他，至少不惹他生气。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说起以后的打算，他坚决不能接受我回赵家梁——其实，那不过是我随口说说罢了。对于以后要干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就想暂时在赵家梁待一段时间而已。他却当了真。在饭桌上，他直接把碗朝我砸过来，他说，除非他死了，否则，想都别想！那一刻，我也被彻底激怒了，我说，好，除非你死了，否则，别想我再回来！儿子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连动也没动，只是端着脸张着一双冷冷的眼睛看着我。这么多年来，那双眼睛一直在背后冷冷地盯着我。

如果说，我十六岁的出走更多的是为了逃离。逃离他的高压、他的苦大仇深的怨气。到我出狱那年，就成了我对他多年来压制的一种发泄和彻底反叛。可我也免不了走上了和他一样的路。我唯一一件能在他面前逞能的事——娶了一个城里媳妇，有一个城里儿子。那不过是我为了我的虚荣骗了他。

他一生都在卯着劲要争一口气。以前，我只知道他是被父母打发出去的上门女婿。他们家弟兄三个，出去的，偏偏是他这个能读书有手艺的老大。去母亲家以后，他是外姓，难免不受待见。他出来自立门户，不外乎是为了挣回一点男人的尊严。等好不容易成了赵家梁的民办教师，说下课就下课了，还为了一块地，年年月月低着头，当着赵家先人的墓碑过日子。只是，我没有想到，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来历。而我竟然复制了和他一模一样的来历。他们瞒了我那么多年，偏偏要在现在告诉我。我又怎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屋顶上，从烟囱里钻出来的白色烟雾正在摇摇晃晃地往天上冲，很快，却从一柱瘫成了一团。要打直腰杆昂首挺胸过一生何其艰难，不到一定年纪就无法明白。他站在地坝里，看见我，讪讪地朝我走过来。我想了想，终究还是伸出手，把灯笼递给了他。

9

我们难得这样安静地坐在一起。都现在了，他都不肯主动说点什么。

“你到底要怎样？”我实在憋不住了。

“也是这两年，突然觉得你该知道。”他停了停，好久才说，“你有选择的权利。”

“那你有得选吗？”我苦笑着哼了一声，恨恨地问。

他明显被问住了，一霎间变得呆呆的，好久才说，“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赵家梁吗？”

“你妈不能生育。他们都说我是断子绝孙的命。还有什么比这句话从父母嘴里说出来更毒的？”

“所以你们就抱养了我？”

“我也是他们抱养的。当然，这我也没办法。可他们不该把我送回去。我到底算个什么东西？我和你母亲结婚，他们谁拿我当人了？”他用力往桌上拍了一巴掌，站了起来。

他又是多年前的那个他了。我盯着他的眼睛，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哪怕一点点的妥协。可是没有。他昂着头，歪着脖子的那个样子，分明就是一个战士。

“我只是想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从头开始。你还那么小。”他低下头，说，“说实话，我想做个好父亲的。赵家梁是远了点，偏了点。好在，谁也问不到你的过去，还有我。”他顿了顿，又说，“你出事那年，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找到了林家，死活借了两万块钱。钱都借了，哪能够说断就断了。”他揉了揉眼睛，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我这次过去是因为老人走了。”

“那……”我把那句话忍了又忍，才说，“你就是那样对我妈的？”

他像一下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脸上的神情也变得痛苦不堪。

“我只是不甘心……我太想大声说话了。”他含混不清地说。

屋子里，飞蛾绕着那只昏黄的白炽灯飞啊飞，直到从半空掉下来。

母亲的葬礼，是我们家在赵家梁唯一一次办事。他不止拨通了那些久未联系的亲戚的电话，还把曾经生活在赵家梁的人都通知了个遍。他说，他要让母亲走得风风光光的。他骗了我。母亲发丧那天，在他的脸上，除了跃跃欲试的喜悦，我没有看见哪怕一点点悲伤。

说来讽刺，我这个赵家梁人眼中的不成器，倒成了母亲葬礼上的主角。他的城里儿媳，城里孙子，还有他儿子好歹也成了老板——虽然只有一个小小的饭馆，都成了他竭力展示的重大成果。吃饭的时候，他拉着我给每桌敬酒，只为了高声重复相同的话，好像丧事倒成了他的喜事似的。到第四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狠狠挣开了他的手。他还能算个丈夫吗？没想到，他谄笑着对我说，还有好几桌呢，求你了。那一刻，我只觉得无比恶心。

葬礼过后，我跪在母亲的坟前，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我心里明白，在我和他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母亲是最大的受害者。母亲做了那么多，无非是希望有朝一日我和他能够重归于好。我想请母亲原谅我。我做不到。

可是今天，他却说，他太想大声说话了。我一下就怔住了。我也一样。出狱后，哪怕是在家里，我就再也没有大声说过话了。

10

夜深了。我们面对面坐了很久，渐渐地，我的腿肚子上有了麻酥酥的感觉，像是有蚂蚁在舔。我站起来，说，把灯笼挂上吧。

我轻轻拉亮了屋檐下的两只路灯。他把梯子搬过来，斜靠在柱头上，一只脚垫在梯子下面，两只手牢牢地握着木梯。我一梯一梯爬得很慢，像是要把我们没走过的时间都连到一起。

多年来，赵家梁一直有个不成文的风俗。不管谁家办喜事，都会在屋檐下挂两只红灯笼，而且，那两只红灯笼还会天长地久地挂下去。赵家梁人的屋檐下都有红灯笼。两只的，四只的，八只的。那些红灯笼就像一个勋章，把他们的喜悦昭告天下，也愈发衬托出我们家的破败、颓丧。

我的婚事，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屋檐下挂起红灯笼的机会。我和妻并没有举行婚礼。我的说法是，妻是城里人，现在城里都兴旅游结婚，我们得按城里的规矩来。他和母亲很失望，却又无可奈何。事实上，这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回家办婚礼，我和妻都没那个底气。

妻不是城里人——她和我一样，是从大山里叛逃出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妻的身世更加值得同情，家里姊妹多，有她不多没她不少。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走到了一起。结婚前，我问妻，愿不愿意陪我玩一个游戏？妻答应了。我们的游戏就是，妻得终身终世扮演一个并不属于她的角色。我需要妻用一個虚无的城里人身份，为自己做一次彻底的伪装。我们只在家里呆了三天，就打着旅游的名义逃回了城里。妻的一口外地方言，他们并没有任何怀疑。也正是这样，妻老说，你就装吧。

灯笼挂好后，我和他并肩站在地坝里，不眨眼地盯着那两团红看。冬夜的凉坚不可摧，深入骨髓。

“你妈苦了一辈子。我也是冬天去她家的。”

他蹲下身子，从棉袄里掏出他的竹烟枪。火苗一下子从打火机里窜了出来，一小串细细的白雾瞬间从他的手指间升腾起来。

我走到地坝边上，风一拨拨地从远处赶来，头顶的树叶哗哗作响。夜深成了一汪深不见底的乌青。

我转身看他时，他的身影正闪进房子最左边的柴房。很快，柴房里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就都是石头裂开的声音了。我冲进去的时候，他正举着铁锤狠狠砸那些石碑。石碑很快就四分五裂了，除了最里面墙角的那块，还抬头挺胸地完整着，上面写的是——孙有道之墓。

他放下铁锤，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才拿下嘴里的烟斗。他说，这下好了，了无牵挂。

他说，最开始，是想你搞出点名堂。后来，赵家梁人都往外走，他就想，总有一天，他要把赵家梁熬成孙家梁。那些石碑，都是他在山上开出来的好石头，他把它们背回来，打磨、刻字，想着哪一天就把它们立到赵家梁的显眼地方。他重新卷了一截烟叶子装到烟锅里，烟雾再一次笼住了他。

就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他吐出一口烟，缓缓地说。

他什么都明白。是啊，就算把赵家梁改成孙家梁又如何？抹掉赵家梁的一切印记，就等于这一切我们都从未经历过吗？他放弃了这一场毫无意义的自我安慰。那一刻，我才无比清晰地发现，从一开始，我就没觉得照片上那两个人有多重要。知道了又怎样，不知道又怎样，我们都不可能从头开始。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一个高高在上质问他的机会。可当他把那些石碑都砸碎的时候，我陡然觉得，我们之间的高墙也在一点一点地塌下去。

我看着那些碎成一地的石块，眼睛却一刻也忍不住地要往墙角处的那块石碑上瞟。它提醒了我。它们都在提醒我。不管我承不承认，那一天正在加速逼近他。

“孙子暑假回来，我问他，是不是对你有什么看法？他没说。好在，你能理解一个儿子的心情。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就错了，也许，是你母亲放你走的时候。也许，是我决定来赵家梁的那天。谁说得清呢？”

“不过，”他看了我一眼，“明天你跟我去一趟，把赵家当年埋我们地里的那块碑挖了，这事倒早该做了。”说完，他从我的面前走了出去。从背后看，他的身子已经弯成了一张弓，但我分明觉得，他还是当年那个硬着腰杆站在斜坡地里的孙有道。

我跟着他走出去，抬头的瞬间，发现他正站在红灯笼底下望着我。当他看见我也在看他，便抿了抿嘴，很快，将头转向了黛青色的深空。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他的声音嗡嗡的，像是在给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身后。月亮悬在近乎透明的天空上，明亮而且圆满，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我痴痴地望着天空，不知道为什么，眼眶一下子就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