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王文泸先生是从梨都之乡青海贵德走出来的一位文化名人，他依恋这片温润的土地，农耕生活的点滴浸染成就了他的文思与才情，加之多年在海西州工作，海西大地亘古苍茫的山川风物雕凿了他质朴犀利的文风。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学丰富了我的人生，抚慰了我的灵魂，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格，使我成为今天的我。”他的文笔隽永纯朴，如淙淙溪流，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背后，是一个深邃广大的世界。《此岸到彼岸》是王文泸先生的近作，他感念在社会变迁中冲涌跌宕的芸芸众生，用敏锐的视角刻写着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的得失与苦乐，挖掘着隐痛与无奈，又赞许着勇气与信念，诉说着生命的卑微和伟大。

海绵和密林

不知不觉地，城市生活中有了很多农村人。

他们或是居住者，或是栖居者。

居住和栖居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所谓居住者，大多有子女在城市工作。城市是他们下半生停靠的港湾。既然家乡的土地已被征用，房屋也被拆迁，再没多少牵挂了，干脆到城市安家。拿拆迁补偿款付了商品房首付，依傍着子女住下来。无论能否找到挣钱的门路，反正就打算待在城市了。

所谓栖居者，是年龄和身体还有资本，在各种劳力型行业或是服务型行业找到了临时饭碗的人。虽然薪酬不多，但工作基本稳定。不过他们的根还在农村。父母已然衰迈，也只能守着老家。几亩责任田要么“流转”给了种养公司，要么就那样荒着，也不能放弃。他们住的多是聘用单位或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或是自己在城市郊区租赁的房子。他们对城市的天价房子从来不抱幻想。只想挣些钱把老家的房子翻新，给儿子娶媳妇或给自己娶媳妇。

什么时候聘用单位不要了，或老板不要了，或者他自己不想干了，随时卷铺盖走人，所以只能算是栖居者。

城市的喧嚣嘈杂，交通拥堵，还有人情冷漠，时时让他们怀念乡村的宁静空间、草木气息和亲邻之间的信任。但怀念归怀念，生活归生活。城里能拴住他们，是因为有比宁静、比草木和亲邻重要得多的东西。你只要勤快耐劳，不怕苦脏累，不嫌报酬低，城市这个巨大的海绵能吸纳好多卑微小民。况且，城市完善的生活设施，干净的饮水，远非乡下可比。城市更加安全的公共空间，使他们避免了被宗族势力和乡村强人欺负的可能；城市活跃的文化生活，也吸引着他们的眼球；在城市，他们也减少了繁复的亲缘关系造成的人情开支。在农村，且不要说“红白二事”，连某家买了辆农用车，某家老人做了寿材，某家的骒马生了个骡驹，某家新房子“上梁”，某家老庄廓换大门，某家孩子小学毕业等等，你都会接到“罚款通知”。你要是装聋作哑，等于自绝于人民群众。

还有，在几代人毗邻而居的小环境，谁的家史在别人心中不是一本账？谁的成长细节不被乡村记忆所收藏？任何时候，你的透明的人生档案里，别人可以随便翻出几页，或贬损之、或调侃之，或添盐加醋以博一笑。但生而为人，谁身上还找不出些尴尬事呢？相比之下，城市像密不透风的森林，很适合于隐藏个人信息。

在城市做个隐者真好！

他们不知道的是，城市人同样是隐者。他们与邻居虽然近在咫尺，天天碰面，但可能彼此都是蒙面人，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的社交活动虽然活跃，内心空间却很封闭。他们表面上集群而居，实际上是离群索居。他们内心远比乡下人孤独。

对于这些，乡下人是不太清楚的。

乔木和灌木

农村人发现，城市里竟有那么多闲人！有许多看上去并不太老，头发乌黑，精神饱满，说话声高气亮，走路脚底下风响。但他们好像什么正事也不干，成天下棋打麻将，遛狗玩鸟，逛街逛公园。

农村人想不通：还能干活的年纪嘛，就退休了？

看看他们。连自家门口的雪都不扫。连人行道上的一片落叶也不捡。怪不得手那么干净。

看看这狗。狗娘生了它，给了它四条腿是干啥的？还要叫人抱着走路，比亲儿子还娇贵。老天爷给了它一身皮毛是干啥的？明明天不冷，就给它穿起衣服。

但乡下人也就这样想想而已，逐渐也心平气和了。这就是命。

“人家不拿扫把是人家的命，我离不开扫把是我的命。”

“把泰迪狗当成儿子养也是泰迪的命。”

这么一想，一切都释然了。

城市人当然不会因为自家门口的雪由别人来扫而心生不安。我交了物业费，你拿着工资，还有什么好说的。道理由钱来讲。

城市人只有在春节期间才感觉到，道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用钱讲得通。许多法定假日，乡下人都可以放弃。该值班就值班，拿着加班费呢。唯独春節不一样。在城里耗了整一年，总得回去和父母孩子团圆几天吧？总得去一趟祖坟，请老先人回家过年吧？总有几位至亲长辈，得去拜个年吧？至于这三天的工资，要扣就扣，我并没有卖给谁。

就短短三天，城市街道陡然脏了许多。小区的垃圾箱满到无以复加，鞭炮礼花碎屑狼藉满地，惨不忍睹。

用惯了保姆的人家，家里有点杂乱无章了，有点不习惯了。

就这三天，城市人不得不承认，离开乡下人，生活还真不方便了。

对这些数量不少的“新城市人”，城市人的态度也在转变。最初或许有点歧视，渐渐地也在接纳。何况，这些文化不高、又无特殊技能的人，并没有对自己的生存造成挑战，没有造成物价上涨，没有加重交通拥堵，更没有成为职场上的竞争对手。这很让人放心。

主流社会才是城市的灵魂。“新城市人”对主流社会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是城市保持活力的要素之一。正如一位打工者说的：“一个城市，如果市长一个月不在、半年不在，谁能感觉到？还不是照样运转。但是假如没有我们这些扫马路的，修鞋的，当保安的，抢修下水道的，装修房子的，餐厅里端盘子的，会怎么样？”

这就好比是植物的群落关系。在一片绿色蓊郁的森林里，乔木需要脚下的灌木为它涵养水土，灌木需要头顶的乔木为它遮挡阳光。它们互为依存，缺谁都不行。

城市人开始宽容地看着这些“新城市人”，看着他们在公共场合毛毛糙糙的举动。脸上不再有鄙夷之色。很多城市人乐意把淘汰下来的家具、穿不完的衣服送给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新城市人”。雨雪天气，看到还在辛苦劳作的环卫工人，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其实也很感动。

隐形藩篱

行为方式的改变比观念的改变容易得多。

居住或栖居在城市的乡下人，很快学会了用青普话和人交流，穿起了和城市人相似的衣服，学会了到超市用手机支付购物。最重要的是，他们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和城市人平等地分享着全球信息，长见识了。乡下人的孤陋寡闻曾经是城市人取之不尽的笑话素材。如今这类素材已经枯竭。《乡里的亲家母》等流传已久的经典段子再也没有了续篇。永远也不会有了。

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与城市人的差距迅速缩小。

但这就等于他们已经或者正在融入城市了吗？

也没这样容易。农村人虽然身子进入了城市，进入了工商业社会，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还滞留在农耕社会。一贯重视血缘和地缘的农村人，在更加重视职业关系和团体关系的城市人群中，内心很容易陷入孤独、无助、失去归属感的迷茫之中。

他们无法像在乡下一样，郁闷之时随便走进哪个乡邻家里，倒一倒苦水，听几句虽然无用但听着受用的安慰。乡邻可能对他说：“老哥，公务员难考。娃娃没考上就没考上，再甭熬煎了。活人的路又不是就这一条。戏文里不是唱着哩吗：世人都想把官做，谁是牵马坠镫的人？”

但他能贸然敲开一个认识不久的城市人的防盗门，去倒几句苦水吗？

他们始终找不到进入城市人心扉的门径。甚至连合适的称呼都找不到。在农村社会，与陌生人交往，带有血缘色彩的称谓是一把好用的钥匙。但当他们把这把钥匙带到城市时，发现打不开任何一扇心扉。“姑舅哥”无论叫得多亲切，丝毫不能拉近与陌生人的距离。“阿爷阿奶”“大哥大嫂”“阿爸阿娘”，在城市也没人买账。

乡下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家长里短倾吐给素不相识的人。而城市人，即使出于礼貌，心不在焉地听完他的絮叨，绝不会以自己的讲述作为回应。他们最多有个微笑。城市人守口如瓶倒也不一定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而是因为不屑于与资格不对等的人交流。

隐形的藩篱始终存在。

比如，在餐厅当服务员的女孩，最不愿意客人问自己是哪里人。尤其不愿意提这个问题的人是自己老乡。偏偏就有客人会這样问：“姑娘，你是哪里的人？青海？青海哪个县的人？哦哦，那咱们还是乡亲呢！”

优越感和自卑感形成的心理落差，就跌宕在服务员心头：你问这个做啥哩？是老乡又怎么样？你就是个来消费的，我就是个端盘子的，难道你还能给我介绍一份比端盘子更体面的工作吗？

在这种时候，隐形藩篱几乎就可以触摸了。

“新城市人”哪怕居住在城市中心，精神仍然处在城市边缘。

家园何处

生活在城市的作家诗人们，经常写到“家园”这个概念，这是个诗意的概念，内涵并不很清晰，经常把它混同于“家乡”。

所谓家园，至少应该有个院子，有块田地吧？哪怕是几堵东倒西歪的墙、两扇走风透气的门、巴掌大的一畦菜地、歪里曲巴的几棵树。就这些，也足以承载“家园”这个概念所应有的一切了。

在城市，你很难把自己居住的那个由公寓、物业、超市和保安值班室组成的小区看成是“家园”。如果勉强这样认为，那就是在矫情，或者纯属怀旧。

对严重缺乏精神归属感的新城市人来说，家园是难以抹去的牵挂。城市再繁华，也是别人的城市，自己的家园还在山那边。也许，原有的生活方式还可以重来，无拘无束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不是不能过下去。

然而真正回去一看，又总是失望大于希望。城市化浪潮中，此家园已非彼家园。有些熟悉的村庄已经整体搬迁，搬进了楼房。这些楼房还保留着原先的村名，但既无村子也无庄廓了。它只是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一个单元存在。村民们去燃气公司打卡，去物业管理处缴费，去超市买菜，俨然成了农村的城市人。

还没有搬迁的村庄怎么样？

曾经衣杵相望、鸡犬相闻的村庄里，土木结构的庄廓院正在溃退，砖混结构的“盖板房”迅速崛起。彩瓷门框艳俗，钢制门扇紧闭，铜制暗锁结实。面对它们，你最终会打消敲门进去闲坐一会儿的念头。

且不要说你幼时偷过萝卜的一个菜园，掏过鸟窝的一棵老树，捉过迷藏的一片林地，看过皮影戏的一处打麦场，统统没有了痕迹，就连你几年前还频繁出入的某个院子也不知去向。剩下的一些老庄廓，默默留守在原地，显然是一些还没有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的住户。这些庄廓院门户陈旧，形象慵懒，因为等待着不能确定的未来而恹恹无生气。

人也变了。一些熟悉得像家人一样的乡亲迁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搬来了。人口快速流动的时代，乡邻之间的深度交往变得日益短暂和肤浅。

春节拜年，曾经是隆重的年度认亲活动，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睦邻活动。揣着一腔诚意，沾着两脚黄土，东家门里进，西家门里出。一番家常话，几杯年头酒，可能有点松弛的血缘链条再次紧固，可能有点疏远的乡邻关系再次拉近。如今呢，也学城里人，用团拜代替了。名曰团拜，其实“团”而不“拜”，没有任何仪式，不过是“团”在餐馆，AA一顿而已。嘈杂喧闹的环境里，连个板都暄不成。

过去，谁家老人去世，主人用不着为发丧抬埋、款待吊客等繁琐事宜发愁。帮忙的人不请自来，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办。粗活细活，各司其职，人多手杂，却又配合默契。

即使是与逝者生前存有芥蒂、不大来往的人，也会赶来烧一沓纸，跟着送葬队伍到墓地，夺过别人手里的铁锨，“来，你歇一会儿，我来撂几锨土。”

一次丧事，就是一次乡邻协调行动的大演练，一种古老风俗的再传承。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深感遇到红白二事缺人手。尤其是“白事”。吊客来了几拨，饭菜还没响动；送葬的日子定了，打坟的人没着落。孝衫谁会缝？材头谁来写？麦草哪里寻？大麻绳谁家有？一趟一趟地去请人。主人躁火烧心，事情仍然一地鸡毛。

这时候他们就会想：“看来城市化也没什么不好。可以把丧事承包给殡仪公司啊。”

其实，这都算不了什么。如何生存才是大事。靠几亩责任田，肯定过不了日子。办农家院？搞牛羊育肥？搞农产品加工？搞温棚种植或是家庭刺绣？说起来道路千条万条，但不是每个人脚下都有一条，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失败的风险。

算了，还是回城市谋生吧。本来就是下苦过日子的人，城市从来不拒绝廉价劳动力。

不仅是农村变了，新城市人自己也变了。回到乡下，发现已经不习惯没有暖气、没有抽水马桶的住所，不习惯抓柴抓草、烟熏火燎的烹调方式，更不习惯网络信号不好的日子了。

此岸已登。彼岸已逝，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下一代

为长久计，新城市人在城市安营扎寨了。但是下一代能不能在城市盘锅垒灶？这是他们最闹心的事情。多数人的孩子还在农村，由爷爷奶奶陪着。且不说城市与农村教育质量有天壤之别，农村人更无能力像城市人那样，在学校之外，不惜花大钱以名目繁多的校外教育垫高孩子的竞争起点。就这两条，基本可以看到农村孩子未来的命运。除了个别天赋异禀、刻苦过人的孩子，农村人的下一代在社会舞台上与城市的下一代人平分秋色的希望不大。

或者让他们放弃幻想，回到田野去創业吗？这想法本身就近乎幻想。

农业劳动不止需要力气，而且需要自小养成的生活习惯，需要与自然、田园相默契的一种情趣。无论是割倒一片黄熟的麦子，栽下一排耐旱的柳树，或是拔起一畦带泥的萝卜，如果能在热汗蒸腾、腰酸腿困的同时，也能体会一份筋骨开张，血脉通畅，默然自喜的心情，这样的劳动才有动人之处，否则就无异于苦役。但是你能指望那些已经敲惯了键盘的白皙的手愉快地拿起铁锨和镰刀，过沾泥带土的日子吗？

假如逼着他们从零开始学习一种古老的姿势、一种简单的劳动技能，那么当父母的拉账累债，供他们上大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预见的是，走出农村的孩子，在接受完各种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之后，即使面对残酷的职场竞争，他们也不会掉头走向田野。他们将义无反顾地继续涌向城市。尽管处于劣势，但毕竟是一代更加年轻，且有一定竞争能力的新城市人。他们不会再满足于像父辈一样主要从事一些苦、脏、累的工作。他们实现自我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在城市舞台上追求角色的努力也不会停止，尽管追求的道路很漫长。

【作者简介】王文泸，青海贵德人，原《青海日报》副总编辑，青海报业协会会长。短篇小说《枪手》《火狐》多年来被评论界誉为“青海短篇小说的经典”。2003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选集《站在高原能看多远》迄今已印行4次，创下了青版图书重印的最高纪录。2014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在疾风中逆行》以强烈的现实关注，驾驭文言与白话双重文体的优异能力，再次引起文学界热议。

作者的话

这是最不应该被作家们忽略的一页——农耕社会正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过程中，所有的震荡、磨合，迷茫和希望，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天天发生。我自愧没有宏阔的观察视角，缺乏穿透复杂现象的哲学目光，更缺乏足够丰富的素材供我吹沙见金。我的肤浅的书写会不会是一叶障目，或是隔靴搔痒？我不知道。但假如我对转型时期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或者装作没看见，一头钻进象牙塔，专注于一己的内心世界，或者专心经营风花雪月，那我面对键盘，敲下第一个句子时，不可能没有更深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