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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钱锺书商讨《围城》出版事宜

2021-04-07 04:13:32 华声文萃 2021年3期

汪兆骞

“以前的东西,原样为好”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文学出版界也呈现新气象,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批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图书陆续出版,其中就包括《围城》。正在准备期间,胡乔木致函社长韦君宜,说《围城》《清宫秘史》都应考虑重版。于是社里即派人去钱府商量《围城》出版事宜。

听到《围城》拟要重版,钱先生的态度令访者极为吃惊。他波澜不惊地说:“那个旧东西(《围城》于1947年初版),不要再出了。”钱先生的表态,与许多作家到我社希望出版或再版自己作品的热切之情相比,反差竟如此之大,这与他一贯淡泊名利的禀性有关。经过劝说,他总算同意重版,却明确表示:“以前的东西,原样为好。”这又与一些作家跟风趋时,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相反,钱先生想让作品保留原始状态,存一个“真实”。这或许正是钱先生崇真尚实的精神之所在。

钱先生并未提供《围城》的原版本,社会变动,几经迁徙,旧书早已无存,找到上海老友梅朵帮忙,仍难觅旧书,最后还是从我社藏书甚丰的图书室找到当年由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的初版本《围城》。得知此消息,我从未见钱先生笑得如此灿烂。封面设计出来,请钱先生裁夺,先生认真看了说:“太花哨,什么也不要画,写上个书名就行了。”钱先生与夫人杨绛有一“规矩”,钱的书,书名由杨绛写,杨的书,由钱写。

钱锺书很在意“锺”字,他说:“贱名‘锺字,皆改为‘钟,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考订者作为资料,复原如何?”字体简化后,“锺”与“鐘”皆简化为“钟”,但两字是有区别的:鐘,计时之器;锺,感情集中也。很多人忽视二字之不同,我社1991年出版的《围城》精装本,及华艺出版社之《中華文学通史》都将“锺”字写成“钟”字。钱先生特别强调,维护自己的署名权,理应得到尊重。

“不赔钱,就念佛了”

《围城》的再版,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文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围城》于上世纪80年代初重版,首印13万册,尚供不应求,盗版者也乘虚而入。同名电视剧开播之后,万人空巷,图书印数更是暴涨。

该书的责任编辑黄伊拉我去向钱先生报喜。因事前电话约好,一敲门钱先生便开了门,微笑道:“欢迎大驾光临。”我鞠躬执晚辈礼,老人忙施礼点头:“二位编席请进。”钱先生家已来过几次,客厅不大却甚典雅整洁,玻璃书柜占满两面墙,另一面墙的字画下有两个单人沙发,靠窗下有一张书桌,摆放正校阅的书稿。每次到访,钱先生总是从里屋搬木椅,独自坐了,示意让客人坐沙发。话题自然与《围城》相关,先生偏头向屋里说:“黄伊和兆骞编席来了,请过来一下。”里屋也有张书桌,那是杨绛先生的。我告诉二老,有两家电视台想让我代请钱老做个专题节目,钱老以“上电视的人很多,不要找我”婉拒。我说,读者都想一睹先生风采,在《围城》热度如此高、京城人人谈方鸿渐时,是可以理解的。先生摆手道:“什么《围城》热呀,早该凉了。”

黄伊不干了,说您们的书不仅给我社带来丰厚利润,更带来好口碑和声誉,您们是我社的衣食父母啊。先生笑曰:“香港一位作家对我说,他们那里把我读成‘钱总输,贵社出我的书,不赔钱,就念佛了。”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