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运

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度和民族凝聚力，更使得该时期的归国学子“感到非常振奋，也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有研究者统计，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先后有1000余名海外学子回国。

时代漩涡中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留学生抱着“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的激情，纷纷回国。然而，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的中國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身在他乡的留学生也被卷入时代的漩涡中。

该时期美国对留学生的打压与拉拢政策是留学生心中不得不权衡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国政府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由“拉拢摇摆”变为禁止回国，各地发生了监视我国留学生活动、收回一些留学生的护照，甚至对留学生（如钱学森等）进行恐吓、传讯和扣留拘捕等情况，有的被要求回答“共产党（中国）是不是应该出兵朝鲜”“美国是不是有权利和义务出兵朝鲜”等尖锐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官方和民间又以优厚待遇、更好的深造或就业机会来争取中国留学生，例如有的留学生表示美国雇主曾以“改善”其“在美国的情况”和帮助其找到收入不菲的工资来拉拢自己;有的留学生称某大学校长希望他不要回国，劝告其不可轻易放弃“铁饭碗”。

当然，去留之间的抉择很快就有了答案，大多数留学生认识到“惟有将个人的功业与人民的功业结合起来，意义才能长久。因为在历史长河中，个人的存在是短暂的，惟有人民才能长久发展下去”。

群策群力创造回国机会

当时，新中国不仅通过中央教育部高教司、“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等组织统筹回国留学生的招待、工作和学习等事宜，还通过《人民日报》、留学人员亲友等极力争取留学生回国。不少留学生表示“归心似箭”，或绕道欧洲回国，或搭乘美国的欧洲商船回国，或奔走各方呼吁，经历了诸多艰难坎坷。

与此同时，串联分散在美国各地的留学生，发挥集体力量，将美国阻挠留学生回国事件公开化，争取多方面同情和支持。身在他乡的留学生也善于“以柔克刚”，通过师友为自己回国创造机会。例如归国心切的李恒德，先是结识了已在美国生活数十年的苏开明，再通过苏开明及其朋友认识了蒲爱达、窦乐士、伊斯莱、高乐宾等人。得到诸多外国友人的帮助，李觉得“肩膀宽了，胆子更壮了”，几乎把全副精力放到争取回国的活动中去，“即使我被抓起来，也一定会有人援救我”。

又如谢希德能够绕道英国回国，也离不开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热情帮助，李约瑟以个人名义担保她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谢终于获得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这才得以离开美国、进入英国。

踏上故土后受到礼遇与尊重

1950年后，广州、上海和武汉等地开始设立专门的机构，热情招待回国留学生。新中国还颁布了《对接济国外留学人员返国旅费暂行办法》，对留学人员的接待、返国旅费和就业问题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同年，国庆大典，总理办公室让在北京的80余名回国留学生参加天安门观礼。踏上故土后受到的（下转第49页）（上接第47页）各种礼遇与尊重，使得留学生心中多日的阴霾一扫而光，顿感轻松、兴奋和自豪。

中共高层和解放军战士的亲切与热情，给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留美学生王德宝回忆，王想借道香港回内地，第一站是广州，因担心需要入境证明，便给素未谋面的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写了一封信，叶剑英及时将信转给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王很快得到了该委员会的中英文回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不需要入境证”。读到这些内容，王感动得眼睛湿润了。

不仅如此，留学生回国后遇到的细微小事，也使其对民族自尊和民主实践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据留美学生林茂荪回忆，1950年7月，他所乘坐的轮船抵达塘沽时，尚未上岸，一些美国客人登上了该船，准备返回美国。船长和大副要求林一行人把行李搬到甲板上，试图将林等人的房间让给新来的客人，且态度蛮横，不容林等人分辩。林便找到中国海关人员主持公道，很快得到妥善解决。林称，回到新中国，他第一次体会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分量，体会到了五星红旗的威力。

不畏强权和艰险的归国留学生，很快将其知识和才华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各项建设中，与国内民众合奏了一曲“青春无悔”的爱国主义乐章。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