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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隐于市,天蟾舞台隔壁的地下党中央

2021-04-07李忆庐

华声文萃 2021年3期
关键词:福兴商号政治局

李忆庐

上海市中心的云南中路171~173号,有一处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下党中央机关——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年至1931年4月,这里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持续了近3年。在大革命低潮时期,该处是共产党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层次最高、中央领导人到过次数最多的一处机关。

“福兴商号”的老板和老板娘

1927年4月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但武汉旋即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年代,要在上海找到一处秘密的党中央办公机关,着实不易。經审慎考虑,党中央将这一任务交给熊瑾玎去完成。他富有理财经验,又善于交友,对革命忠诚。1928年4月,熊瑾玎由汉口到上海后,几经奔波找房,终于在公共租界沪中区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口租下一处坐西面东的二层临街房子。

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楼为生黎医院,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台,剧院西侧一条小弄堂的后门,有一个水泥楼梯可以直接进入二楼房间,不必经过底层的生黎医院,可谓是公共租界灯红酒绿的混杂之地。

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白区工作要坚持社会化和职业化的原则,熊瑾玎在房子外面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以商人身份经营湖南纱布,平时在机关内坐庄忙于接洽各种经营业务,与各界人士打交道。

为了确保机关的绝对安全,熊瑾玎和妻子朱端绶防范十分周密。熊瑾玎白天做生意,干革命,晚上忙着秘密工作,常常彻夜不眠。“老板娘”朱端绶则跑交通、洗印抄送文件,在开会时烧开水、做饭等。朱端绶曾回忆说,自己外出送文件时特别小心,有时将文件藏在小孩尿布里。

叱咤风云的中枢机关

“福兴商号”二楼楼面有三间,约100平方米,可作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场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开常委会人少,用一间;政治局扩大会人多,两间房子都用上。会议的内容是事先定好的,都是些带有全局性、重大的事项,如工人运动、国内形势、经济问题、应对局势的策略、方针及工作方法等。一些党内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当时,前来云南路出席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人员,有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瞿秋白、彭湃、邓小平、黄文容、李维汉、徐钧根、顾顺章、李富春、关向应、罗登贤等。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几乎每天来这里办公。

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提及当年开会的情景:“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窗前有张小桌子,供开会记录用。”

曾出席过几次“福兴商号”内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的黄玠然也谈到,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发言谈看法、意见。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情况多,分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发言中涉及最多的是苏区工作和军事斗争。

繁华深处的革命印迹

那时,邓小平担任中共“六大”后的中央秘书长,也常来这里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办事机敏干练。他以杂货店老板、古董店老板等职业为掩护展开工作,这些店铺实际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名换姓。领导人之间彼此不知道住处,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并且,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掌握。

因此,邓小平对上海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的弄堂非常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地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这一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存在达3年之久。直至1931年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经钱壮飞火速密报,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指示党中央秘书黄文容及时通知熊瑾玎夫妇转移出去,使党中央机关免遭破坏。夫妻俩迅速将中央文件等转移至法租界一幢楼房里,“福兴商号”结束了秘密使命。当他们搬走3天后,即有巡捕到生黎医院打听楼上住户熊老板的去处。

如今,按“修旧如故,恢复原貌”原则,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已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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