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林

摘 要：安徽铜陵童墩出土的青铜爵、斝是目前皖南地区遗址年代最早的商代青铜器。该组器物的年代尚存争议，文章通过类型学对比将该组器物的年代定为中商时期，并对商文化在东南地区的影响及其与铜矿资源的开发略做讨论。

关键词：铜陵;青铜器;中商时期;矿冶开发

1983年，铜陵西湖镇童墩村东出土了一组商代青铜器，为爵和斝各一件。该组器物保存完整，纹饰精美，现藏于铜陵市博物馆。对于该组铜器的年代学术界曾有广泛讨论。杨立新认为童墩爵、斝的形制与盘龙城李家嘴M2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年代为商中期①，李家嘴M2属盘龙城四期即今所指早商二里岗上层一期②;张国茂同样认为该组器物与盘龙城出土的爵、斝基本一致，年代为商代前期③;邹厚本和李伯谦亦提出该组铜器的年代约为二里岗晚期④;张爱冰亦将童墩爵、斝的年代定为二里岗后期⑤;郎剑锋提出这两件器物的年代为商代早期⑥;张勄认为包括童墩组爵、斝在内的长江下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年代均属商晚期⑦。

铜陵地处长江下游的皖江流域，为长江下游铜矿带的核心区域，历年来在铜陵及周边地区发现了数量丰富的先秦时期采冶遗存。童墩出土的爵、斝是皖南沿江地区为数不多的商代青铜器，而且年代明显偏早。鉴于该组器物年代问题的研究尚存余地，本文拟尝试从类型学的基础上再对童墩爵、斝的年代问题再做探讨。

1 器物介绍

铜爵，通高23厘米，腹深9.6厘米，流部较长，尾部较短，流与器身相接处立有涡纹菌状单柱，器身腹部近直，横截面呈椭圆形，有一素面桥形鋬手，以兽面纹为主题，上下各环绕有一周连珠纹主纹，并以凸弦纹为界，底部平整，下接三条四棱形扁平刀足，足尖处微外撇，两足位于流—尾对应的长轴两端，另一足则与鋬手对应，呈扁三角形布局（图1）。

铜斝，通高33厘米，口径18.2厘米，敞口外撇，上有方形立柱两个，柱顶为菌形，装饰有涡纹，长颈内弧，折腹，腹部较浅，外鼓，颈腹一侧设有素面桥形鋬手，下颈部和腹部均装饰有一圈兽面纹，腹下平底，接有三条四棱形锥足，足根近斜直，其中两足与斝柱位置对应，另一足与鋬手相對应（图2）。

2 年代再认识

2.1 铜爵

爵这一器形最早流行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时均为陶质，二里头文化三期始见铜爵，二里头文化之后铜爵被商文化吸收并开始大量使用，成为礼器组合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直至西周以鼎簋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制度形成之后，爵这一器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从形制来看，童墩爵为筒形直腹，与二里岗时期常见的铜爵折腹的特点差异显著，后者是在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的束腰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童墩爵直腹的特征明显晚于二里岗时期的折腹爵，造型更偏向于晚商时期直腹爵的特点，如殷墟小屯M388∶301A亦为单柱直腹爵（图3），年代为中商文化三期，即洹北商城晚期①，但童墩爵的平底特征又显著区别于M388∶301A的圜底特点，因此年代上应略早于洹北商城晚期。

从装饰来看，童墩爵腹部的纹饰由弦纹、圈带纹和兽面纹组成，其中兽面纹为主题纹饰，依形制可归为歧尾形兽面纹，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时期和殷墟一期。②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童墩爵无鋬一侧的兽面纹带有“臣”字形目，纹饰各元素构成完整，而鋬部两侧的纹饰则简化为无目夔纹（图4），常怀颖将这类纹饰称为“一带双纹”，并以盘龙城出土的铜器为例，指出鋬身两侧仅装饰有宽带阳线无目夔纹的器物见于二里岗上层。③

除兽面纹外，两周圈带纹亦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目前所见最早装饰有圈带纹的铜爵出土于中牟县黄店镇，年代不早于二里岗下层晚期。④二里岗上层时期圈带纹开始流行，主要是作为兽面纹的辅助装饰，以单圈带纹的形式或置于主题纹饰上方，或置于主题纹饰下方。到了中商文化一期，双圈带纹夹兽面纹的形式开始出现，并于中商文化二期、三期逐渐流行，如殷墟小屯M333∶R2030J和M333∶R2031均装饰有这类纹饰（图5），年代为中商文化三期。⑤

总的来看，童墩爵所饰兽面纹虽仍保留有二里岗上层时期的特色，但器物的整体形制及纹饰结构已呈现出偏晚时期的风格，这一现象符合过渡时期特征，因此，可将童墩爵的年代定为中商时期。

2.2 铜斝

斝是酒器的一种，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均为陶质，最早的铜斝见于二里头遗址，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进入早商二里岗时期，斝这一器形开始流行，该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常随葬有数量不同的铜斝，表明铜斝与铜爵一同构成了商文化礼器组合的重要部分。

从形制来看，童墩斝侈口，菌状柱顶，折腹，棱形空足，同类型器见于盘龙城PYWM11∶31，年代为盘龙城七期，即中商文化一期。⑥但通过对比可见，PYWM11∶31铜斝较之前者颈部较短，腹部较深，整体略显宽矮，年代上应略早于童墩斝。朱凤瀚将这类铜斝归为Ab型Ⅳ式，以小屯M232∶R2038铜斝为代表，年代为中商三期。①此外，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此类铜斝4件，年代均定为中商时期。②

该件铜斝的纹饰分布在器颈和器肩两个位置，均为连体形兽面纹（图6），陈公柔、张长寿指出连体兽面纹多见于二里岗期年代偏晚的青铜容器上。③从细节来看，童墩斝的纹饰是由宽带阳纹构成的，纹饰整体平整，唯兽目较为突出，陈佩芬认为这种用两种不同的线条表现纹饰形成强烈对比，是商代中期铜器纹饰处理的常见方式。④相同的装饰方法亦见于安徽江淮地区出土的中商时期青铜器上。

综上，我们亦可将童墩斝的年代定为中商时期。

3 相关问题探讨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对童墩爵、斝的年代有了新的认识，以往研究者认为商文化进入皖南沿江地区的时间为二里岗上层时期，即早商文化晚期，但从童墩爵、斝的年代来看，这一时间可能要推迟至中商时期。此外，近期铜陵师姑墩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亦可为本文的观点提供重要支撑。

师姑墩遗址位于铜陵市东部钟鸣镇长龙村，从地理面貌来看，该遗址北临长江、南靠山区，地处沿江南岸冲积平原边缘的一个面积较小的盆地内，遗址面积7500平方米，为典型的南方墩形遗址。经过发掘，该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夏商周各时期遗存，其中商代堆积较薄，遗物较少，但器物特征明显，体现出了以中原商文化为主体并融合地方因素的文化面貌，典型器物包括高实足跟陶鬲、假腹豆、高领尊等，其中陶鬲的形制与吴城文化二期的同类器较为相似，相似的假腹豆亦见于吴城文化二期⑤，可归为中商时期的范畴。

由此可见，无论是青铜器，还是聚落遗址的考古材料均表明铜陵地区商代遗存的年代为中商时期，这与长江以北江淮地区商代遗存的整体分布态势基本吻合。侯卫东曾指出二里岗上层一期时商文化开始以嵌入的方式分布于安徽江淮地区，并在洹北商城时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⑥从文化面貌上看，师姑墩遗址出土的典型商文化遗物和童墩爵、斝无疑表明中商时期的皖南沿江地区已经深受商文化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师姑墩遗址商代遗存中亦存在有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因素。由此看来，铜陵地区商代遗存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影响，除了以中原地区的典型商文化为主导之外，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亦不可忽视。豆海锋认为商文化对沿江平原西段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盘龙城类型来进行，并指出其目的应与皖江沿岸丰富的铜矿资源有关。⑦这一观点颇有见地。虽然目前仍未发现有确切的商时期采冶遗存，但从师姑墩遗址的发掘可知，皖江沿岸的铜矿采冶活动可早至二里头文化晚期，商人在中商时期进入此地，其中最为重要的动因之一应与获取本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有关。

以铜陵为中心的皖南沿江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是长江中下游沿江铜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工作表明，在先秦时期，长江沿岸地区的铜矿资源长期以来为中原王朝所关注。但与长江中游区盘龙城遗址和曾国考古的持续开展相比，皖江地区古代矿冶考古的田野发掘和相关研究工作仍有较大提升的空间。总之，本文对铜陵童墩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年代的重新探讨，可进一步深化商文化在东南地区的传播及皖江沿岸铜矿资源的开发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