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禾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杨骚，1900年1月19日生于漳州市芗城区的南市街，2020年，正好是他诞辰120周年。

杨骚，原名杨维铨，杨骚是他給自己取的笔名。杨骚是鲁迅的学生，“左联”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中国诗歌会”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杨骚是作为现实主义诗人闻名于世的。

杨骚是在异国他乡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他18岁东渡日本，在东京寻找救国之路，寻找与失落的痛苦使他成为一个诗人。由于飘泊，由于他当时所受的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他的诗一开始便浸透了象征主义艺术气息，从他的诗剧《心曲》和诗集《受难者的短曲》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他应该是中国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群中一位不可忽视的诗人。

杨骚的象征主义诗歌是对黑暗现实的逃避，是内心痛苦的宣泄，也是对美好境界的追求。但是，如果杨骚仅仅是一个象征主义诗人，就没有今天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喜的是，1927年秋天，他从海外回到上海之后，结识了鲁迅，在鲁迅的影响下，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左联”，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实际斗争。当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他的创作也由象征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他成了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和重要诗人。而作为中国诗歌会派的重要诗人，他的艺术成就又是相当突出的。

杨骚以他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乡曲》实践了自己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

《乡曲》和他同时代的叙事长诗相比，有几个方面是相当突出的：在塑造人物方面，在同类长诗中他几乎作了开创性的贡献。老三作为觉醒的农民革命者的形象是鲜明而生动的。阿梅作为一个转变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比较成功的。而反面人物陈爷的阴险狡猾也写得活灵活现。在一首长诗中比较成功地塑造几个人物形象在当时的长诗中是不多见的。在艺术上，结构严谨，节奏张驰有致，这在当时的长诗中也是难得的。全诗以信开头，以信作结，整首诗就像是一幅气势磅礴的油画镶在一个精致的画框中。不像当时有的长诗，为激情所淹没而显得随意、松散。内部节奏张驰有致。而在第二章“黎明”中，杨骚写老三夫妻思想和感情交流更是他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在激烈的斗争中，杨骚没有忘记给爱情留下一块空间，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角落，抓住黎明的一瞬间给主人公一点温柔，正是这一点温柔，使人物更加丰满，更加立体，也正是这一点温柔，使生活更像生活，哪怕是生死之间的搏斗。也正是这一温情的描写，在紧张的节奏中给人一点舒缓。这在艺术上是相当可取的，它使《乡曲》在众多的长诗中别具一格。在语言艺术上，在追求大众化的同时，在语言的简练明快和地方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很鲜明的个人风格，这在当时的长诗中也是引人注目的。

作为诗人，杨骚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的戏剧创作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一生创作19部剧本，其中《蚊市》受到鲁迅的肯定。他在外国文学的翻译方面也作过突出的贡献，他翻译的《铁流》是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在当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而杨骚后期的政论、时评、杂文则表现出一个政论家的风采。1950年至1951年，杨骚在雅加达主持爱国华侨报纸《生活报》期间，发表大量政论、时评、杂文。在这些文章中，杨骚表现出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敏锐的政治目光和雄辩的论证才能，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在一些杂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杂文的影响。这是诗人的另一个侧面，这一侧面，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只有了解了这一侧面，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杨骚。

1951年11月8日，杨骚从海外归来，他对祖国说，“我要用笔歌唱”。

杨骚归来后，任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1957年1月15日因病去世。16日，组成治丧委员会，陶铸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陈汝棠、朱光、欧阳山，委员王任叔、杜国庠、周杨、茅盾、胡愈之、胡一声、夏衍、郭沫若、郭翘然、冯乃超、黄药眠、杨康华、饶彰风等。17日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由广东省人大秘书长饶彰风主祭，广州市副市长郭翘然、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主席欧阳山等陪祭，名界人士一百一十多人到会，祭文称他为“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同日，遗体安葬在广州革命公墓（原银河公墓）。

《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文汇报》登载杨骚逝世的消息。王任叔、许钦文、洪遒等知名人士撰文悼念。《文汇报》登载悼念文章。雅加达《生活报》出纪念特刊，《作品》杂志刊《杨骚遗作选》专辑。春天，胡愈之到广州，在他的遗像前凭吊。6月，杨骚遗作《弟弟的百宝箱》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改成连环画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说，“杨骚过完了他平凡人的一生了。然而，平凡人却有他的正直和伟大。”

星转斗移，诗人杨骚已经离开我们六十多个年头了。然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1998年，福建省“八五”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福建作家评传丛书”把《杨骚评传》列入第一批出版书目。我创作的《杨骚评传》，于1998年1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时书名为《杨骚传》）。我原来是个小说作者，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之后，我创作了《黄道周》《朱熹在漳州》，传记文学作品使我的视野更加开阔，学习更加多面，创作的态度更加严谨。我要感谢杨骚，同时要感谢杨骚的二公子杨西北先生为我提供了有关杨骚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为我的书稿审读把关。

我在撰写《杨骚传》时，在研究杨骚的生平与著作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爱国主义是引导杨骚的生命走向辉煌的永远的旗帜。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是杨骚57年的人生乐章的主旋律。

杨骚出生的五年前，即1895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由于我们综合国力的孱弱，中国失败了，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耻辱却在杨骚幼小的心灵中点燃了爱国的火把。他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人真是环境的动物，初到日本的时候，我的志愿是想学海军，预备将来学成回国，率领舰队打倒日本的。那时我的爱国心非常重，因为我的家乡（漳州）常常可以听到台湾被割了后的惨史，常常可以看到从台湾跑回来的可怜的同胞（台湾人大部分就是漳泉人，广东人居少数。他们的通行语便是我们漳泉那一带的土话），幼小的脑筋刻下深深的印象，总觉得日本可恶，满清该死，老想当个救国英雄，把台湾讨回来，甚至想把日本全国灭亡了才痛快。”

作为漳州人，儿时的杨骚对于台湾的割让，“日本可恶，满清该死”的感受是痛切的。成年之后，当他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他把寻找救国之路作为自己的行动宗旨，他来到了日本。

他在日本没有找到出路，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痛苦使杨骚成为一个诗人，却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战士。

杨骚的痛苦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是不断寻找选择救国之路，又不断失望、失落、徘徊的痛苦。这痛苦之于杨骚，由于海外飘泊，显得有些凄凉。

然而，对于祖国的挚诚的爱，使杨骚在痛苦的深渊中抬起诗人高昂的头，他没有沉沦，他不断地努力，他终于找到了爱国报国之路。1928年初，他结识了鲁迅，在鲁迅的影响下，他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成为一名“执笔的战士”。

当杨骚在人民中找到“热气”和“暖味”时，他毅然决然地告别过去，“把梦拂开”，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

他成了“左联”的坚强战士。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时候，他唱出“这知解和创造人生的开始，就是战斗”。他在敌人的机关枪下，打着救国的旗帜游行，他冒着炮火到宝山路慰问十九路军，他积极参加“左联”创作委员会、小说散文组的活动，他筹办刊物，组建出版社，他与穆木天等人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

他说：“现在的文艺，是新兴阶级为着要完成本身的历史任务的一种攻击敌人的武器。”他认为，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文要成阵，诗要成营”。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在实际斗争中，他爆发了惊人的创造力，创作翻译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他的现实主义剧作《蚊市》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他的长诗《乡曲》是现代文学史叙事诗的重要收获，他的诗歌《福建三唱》是国防诗歌的代表作。“哦，你泉漳的子弟，/你福建的盐，你，/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潮罢，/ 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这铿锵的诗句，这高昂的战歌，喷射着诗人炽烈的爱国热情，鼓舞着人们投身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辗转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访问团”，到中条山、太行山访问，皖南事变后，他受周恩来之命，到南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印尼主编爱国华侨报纸《生活报》，撰写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杂文，为宣传新中国做出不懈的努力。

1952年，杨骚回到祖国。站在阔别11年的新生的祖国的大地上，杨骚热血沸腾：“一个在海外居留了十几年的像我这样的人，突然回到伟大的祖国来，接触了许多事物，觉得样样都是新气象，样样都令人兴奋，样样都是真理、真实”“总觉得每件事实都值得用诗，用小说，用戏曲来表现它、描写它。”当他重新拿起诗人的笔，为祖国为人民讴歌的时候，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杨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哭，与祖国同哭，他笑，与祖国同笑，他的诗为祖国而唱，他的诗为祖国而歌。他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人，他又是一个不平凡的爱国者。

祖国是什么？祖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长江，是黄河，是三山五岳，是洞庭太湖……祖国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炎黄子孙，是56个勤劳勇敢的民族；祖国是5000年的历史，是长城、是故宫、是兵马俑……祖国是文化、是孔子、是老子、是庄子、是禅宗、是李白、杜甫、蘇东坡、曹雪芹……祖国是一缕乡情，是一片思念……祖国是一切的一切，这一切的一切化为一种爱，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

这种爱，注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有时如涓涓细流，有时似大河奔腾，永久不息！我们在杨骚的身上感受到这种爱，这不是个人的爱，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炽烈而真诚的爱！

我想，正是有了这种爱，我们的祖国才得以从深重的苦难中崛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正是有了这种爱，我们的祖国必将更加繁荣昌盛，必将对人类的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想，这种爱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种爱也必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讲杨骚，不能不讲杨骚的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两个人：鲁迅和白薇。

我在《杨骚传》中，专门用两章的大部分文字来书写杨骚和鲁迅以及杨骚和白薇的关系。

杨骚与白薇的爱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经常被提及的佳话。在杨骚与白薇的共同生活期间，是杨骚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整理创作了几十首诗，创作了十几部剧本，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同时翻译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

而鲁迅，则是杨骚的导师和朋友。我在《杨骚传》中这样写道：“如果仅有爱情的感召而无鲁迅的影响，杨骚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可能是苍白的。杨骚的幸运在于，几乎与白薇重逢的同时，他结识了鲁迅，受到鲁迅的关怀和提携。”杨骚的剧本《蚊市》就是经鲁迅的题名，并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杨骚在鲁迅主编、编辑的《奔流》《语丝》《北新》等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著译，从而使他迅速地走向中国文坛。

在纪念杨骚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写《杨骚传》时的一个疑惑。我在《杨骚传》中写到，“1950年4月，杨骚应邀到《生活报》工作，编副刊《笔谈》……《生活报》旗帜鲜明地支持新中国，宣传新中国……杨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活报》的工作……”

《生活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我当时并不知道《生活报》的总编王纪元与漳州的关系，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远在雅加达的《生活报》为什么会邀请漳州人杨骚去工作？一直到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阅读《汪春源传略》（芗城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才明白过来。

汪春源是1895年“公车上书第一人”。《汪春源传略》引《台湾省通志》卷七《人物志·列传篇》记载：“汪春源，字杏泉，台南府治人……光绪间举乡荐。二十一年，割台，耻为异族奴，尽去田园，举家内渡，光绪二十五年，成进士，尝任江西知县。后居龙溪以终。”

《汪春源传略》一书又写道：“汪春源次子汪大均……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汪大均与王纪元等人共同创办爱国进步报刊——《生活报》，并支持爪哇各地華侨联合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长期进行团结抗日活动。”

汪大均是漳州人，杨骚也是漳州人，同在异国他乡，老乡帮老乡，合情也合理，这一下，萦绕在脑子里二十多年的谜团开了。

《汪春源传略》一书收录了汪春源的几十首诗作，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首《白华庵主画像》之二：吉林桃李满门墙，春梦婆娑幻一场。地历三秦持簜节，尘扬百劫感沧桑。鉴空人影留清照，月印禅心在上方。我仰先生坚晚节，白华庵外吊斜阳。

读这首诗时，我不知怎么的，会想起杨骚的诗歌《残夜曲》：

一声声，

满都霖，

人哟孤影，

你病了深！

孤云拖着影，

灯光杀死影，

哦，缥缈！

哦，冷清！

醉倒路旁的兄弟，

且慢醒！

寒风要带雪来，

冷雨淋着你身。

哟！蒙着黑衣垂头的过路人，

仰首看！

天空坠下一点小星星，

追去罢 ，过路人！

汪春源的诗是七律，而杨骚的诗是现代诗，我的这种联想似乎有些荒唐，但我的确有这样的联想。

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我陪同外地朋友参观漳州古城香港路杨骚故居，走着走着，突然想起离这里不远的振成巷汪春源故居。建议客人参观杨骚故居之后，到汪春源故居去走走，得到朋友的热烈响应。

和在杨骚故居一样，在汪春源故居，我的介绍同样得到朋友的赞许，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