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越明

在中国现代史上，曹聚仁先生是享有一席之地的著名文化人。他聆教于章太炎，结交于鲁迅，涉足文学创作及理论，钻研历史和哲学，执教大专院校，当过战地记者，主持报社笔政，学识广博，成名很早，著作等身，留下了丰厚的人生机记录。尤为世人关注的是，他年逾半百之后，热心搭建台海两岸沟通的渠道，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期盼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他的这段经历，多年来广为传播且倍受称道，但流布中也含有扑朔迷离以至以讹传讹的成分。距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对于曹聚仁这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应当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和相关资讯从头梳理并解读，给予恰当的定位和准确的评价。

写信请缨获邀赴京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各行各业除旧布新，文教单位尤不例外。曹聚仁此前参与主编的《前线日报》、担任校长的前进中学，作为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迁沪或新办的机构，分别停刊和改组。因而，他失业居家，处境尴尬。像他这类旧时代文人，大多被分批集中学习并交代个人历史，尔后视思想觉悟程度分配工作，有些重操旧业，有些转业改行。30年代起被左派阵营讥为“乌鸦”甚至“反动文人”的曹聚仁，未能获得这种机会。除了收入无着，他还惊疑不安。第二年8月，经与妻子邓珂云商定，他独自赴香港另谋出路。

曹聚仁抵港后，先在往昔常寄通讯的《星岛日报》撰写专栏，以稿费为生并贴补上海家用。当地新闻界壁垒分明，他的文章对内地解放后的新面貌夹叙夹议，有赞有弹，但右派痛恨他的赞，左派不满他的弹，一时陷入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夹攻之中，但他据理力争，打了几场笔仗。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倾向，尤其主张国家应当统一的鲜明立场，使曹聚仁独树一帜，赢得难能可贵的机缘。

5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策层对解放台湾作出战略调整，开始谋划采取和平方式。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审阅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报告稿时，将有关内容改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月底，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正式宣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6月28日，周恩來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了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系统地说明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原则和实现的可能性、必要性。他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翌日，北京《人民日报》刊出这一重要发言，引起外界的关注。

这年初夏，曹聚仁从香港写信给邓珂云，其中夹有转给他尊为师长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全国人大常委邵力子的一封信，表达了愿为国家和平统一出力的意向。随即，为主管对台事务的周恩来知悉。抗战时期周恩来曾接受时任中央通讯社特派记者曹聚仁的访问，还由下属夏衍接洽在重庆与他谈过话。于是，决定邀曹赴京一行，委托香港《大公报》社长、全国政协委员费彝民居间安排。

7月1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开启访华之旅，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特派记者随行，经罗湖桥进入深圳转往广州，三天后乘机飞赴北京。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以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负责迎送曹聚仁并陪同旅行。曹聚仁抵京时，出任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的邵力子亲往接机。

事关重大向外放风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的1956年7月11日条下所记，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内容之一是“讨论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足见决策层对这位远道而来的香港客人十分重视。

随后，周恩来分别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于13日、16日和19日三次接见曹聚仁。

在16日颐和园的听鹂馆宴请及昆明湖泛舟时，主宾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其间，曹问到十多天前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谈到“和平解放”的票面与票里的实际价值，周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这番话，说得明确而诚恳。

曹聚仁返港后写下《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在8月14日《南洋商报》刊登。中共中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重大倡议，经由这位无党无派的老报人向海外披露，笔调又颇富人情味，很容易传播开来。曹聚仁此举，替北京向台北放出一个政治试探气球。

不到一个月，曹聚仁又受邀赴京，此次所获礼遇更隆。参加新中国七周年国庆观礼活动后，10月3日下午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受到毛泽东接见，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在座。毛在谈话中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指蒋介石——引注）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送别时毛对曹说，去台湾见到熟人代他致意。（《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5页）显然，对曹有更多借重之意。

同月7日，周恩来宴请曹聚仁，张治中、邵力子、屈武、徐冰、童小鹏、罗青长作陪。交谈中，曹询及如果台湾回到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人如何安排，周答道：“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指陈诚——引注）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指傅作义——引注）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周还说：“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重要关头对台传话

毛泽东、周恩来与曹聚仁晤谈时，透露了和平统一后如何安排台湾党政首脑的大致设想。曹聚仁12日返港后，将他们所谈的要点写信寄往台北。这样，他又担当了传话人的角色。之所以如此，是曹聚仁早年与蒋经国熟稔并有过良好的关系。一是在蒋1939年后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即赣南）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期间，他获邀出任该区机关报《正气日报》主笔兼总经理，一年多后离职;二是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发表评述蒋经国从政理念及实践的系列文章，并辑成《蒋经国论》一书出版。借助这层历史渊源，由曹聚仁向在台湾政坛逐渐坐大的蒋经国传递讯息，可谓合适人选。

可是，台北对北京的和谈倡议没有正面的积极回应。相反，在1957年10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的口号及行动纲领。到1958年，美国鼓动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等岛屿撤军，试图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永久分裂局面。中共中央决策层为了破解这一政治图谋，严密部署，决定8月下旬发起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以内战仍在延续的态势拖住该地区国民党军队。

在当时，这无疑是政治和军事的最高机密。长期流传一种说法：炮击金门前几天，毛泽东接见曹聚仁并告知这项重大军事行动，授意他向外界先行披露;于是曹在22日向《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传去人民解放军将炮击金门的独家新闻，以“郭宗羲”署名在次日报上刊出;当天中午十二时，福建前线解放军群炮齐轰……但是，查证《毛泽东年谱（1949—1976）》可知，这年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其间小会、谈话频密，却无任何接见曹聚仁的记载，不存在亲自告知其解放军将炮击金门的可能性。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94年3月，吉隆坡《中华日报》记者几经寻觅找到《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退休职员郭旭，证实当年那则消息确系曹聚仁从北京传香港后再转新加坡的报社发出。（陈凤尤：《1958年金门炮战两次提早曝光内幕》，载沈阳《党史纵横》2010年第7期）。不过，曹聚仁那些天未获毛泽东或周恩来接见，而是从另一位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都有职务的领导人口中，获悉有关炮击金门的讯息后直接发出新闻。

有文章为了论证是毛泽东让曹聚仁提前披露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还曲解说“炮击前示警，避免伤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须知，提前泄露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高度保密的军队备战会前功尽弃，导致炮击发挥不出应有的杀伤及震慑力。故此，有意让曹提前披露并不符合事理逻辑。事实上，炮击金门的第一轮炮弹，就出其不意地炸死岛上驻军的三名中将副司令官，普通官兵死伤惨重。这场鏖战近一个半月，以后张弛有度，维持多年，用炮火将金门、马祖乃至台灣与大陆连接起来，客观上使国民党政权得以不随从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至于现今有人干脆将金门炮战说成大陆和台湾对美国演的双簧戏码，则是过甚其词的误读。

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记载，1958年9月8日，即炮击金门半个月后，周恩来接见曹聚仁，向他分析金门、马祖的国民党驻军可能有三种动向。10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托他翌日返香港以最快办法转告台北，北京准备以七天的期限，准许蒋军舰只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是不能由美国飞机、军舰护航，否则一定向蒋军舰只开炮。这次周嘱咐曹传话，但曹返港后除了给蒋经国写信转告，还于10月5日在《南洋商报》发出“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其中说：“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十月六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物资至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这公开放风的做法，显然有违中央领导人的设想及交待。

自行其是擅发新闻

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知悉曹聚仁到京，在致周恩来的信上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61页）有记述这段史实的文章称“冷他几天”是要“冷”台湾的蒋介石。曹聚仁是否能够代表台湾当局？若他不能代表，毛泽东“冷”他几天怎会关涉蒋介石呢？那样的过度解读，太富于想象力了！

1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再度接见曹聚仁，周恩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章士钊、童小鹏在座。毛问道：“看了曹先生写的几个东西。你写给蒋介石他们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答：“是真的。”毛说：“如果是真的，那就不能那样写，先写我们好的，他们会听不进的。你还是当自由主义者好。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果蒋介石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毛又说：“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当曹说起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么样时，毛说：“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毛最后对曹说：“你还是做个自由主义者好，不要红了，要有点保护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64—466页）

此前的当天早晨，毛泽东起草拟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说到暂停炮击的讯息外泄：“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的领导人了，七天为期，六日开始。你们看见十月五日的南洋商报吗？行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57页）尽管文内表示“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但通过报纸将暂停炮击的讯息“早一天露出去”，似不在毛泽东的预想之内。

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记载，同月15、17日，周恩来又两次接见曹聚仁，谈话内容不详。

一年后，1959年“10月24日，周恩来接见曹聚仁，批评曹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曹聚仁胞弟曹艺回忆兄长的文章也写到，因曹聚仁为《南洋商报》抢新闻的事，“引起周总理就在新侨饭店责令曹聚仁闭门整风”。（曹艺：《现代东方一但丁——陪伴先兄南行记事》，载《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史資料选辑》2000年第1期，总96期）

香港新闻界消息灵通，而曹聚仁行事撰文较为高调、直白。1956年6月底他准备北上进京前，周边的人已知其此行所为何事且议论纷起，使他不得不为文解释。他屡次进出相对封闭的内地且获礼遇以及涉及台海两岸话题的文章，难免引起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进而用作查究台北是否与北京暗通款曲，以摆脱提供大量经援和军援的美国控制的线索。以此推断，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刊出的第二则独家新闻有“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等语，既是对当时有关事态的夸饰，又很可能授人以柄。这说明，他本能地懂得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重要性，但对推进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未必有足够的认知。

止步内地别有缘故

依据权威的文献资料可以确证，1959年10月24日周恩来接见并有所批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曹聚仁最后一次会面。此后直至1972年7月在澳门病逝，整整十二年，曹聚仁没有再回内地。此中原委，值得探究。

对此有一种解说：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与曹聚仁谈话后共进午餐，江青作陪。席间曹谈起30年代上海文化界旧事，提到蒋介石五十寿辰时有影剧演员争相参加祝寿演出，岂知早年的蓝苹（江青曾用的艺名）即其中之一，这自然触及她的忌讳。（另有一种说法：曹聚仁在香港编《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不肯销毁蓝苹早年的影剧活动资料，触犯了江青。但鉴于该书在香港编纂，又迟至1971年面世，此说恐难成立）周恩来知道后，为保护曹聚仁就让费彝民转告他：以后不接通知就不要来北京。然而，从50年代直到60年代前期不拥有实际权力的江青，能否为此而加害这位香港来客，尚需打个问号。以此作为曹聚仁不再进入内地的理据，未免有些牵强。

从1956年7月首度回内地后约三年半，曹聚仁还在有关部门安排下，访问一些外界关心的名人，并去华东、东北各处参观，又专门踏访江西庐山蒋氏旧居和浙江奉化蒋家故园，将所见所闻写成通讯、游记在境外海外报纸发表，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有些篇什多年后遭受非议，但曹聚仁作为香港来客，其时客随主便，走马观花，碍难深入掌握某些方面的真实状况，因而是不能完全归咎其本人的。

曹聚仁此后的行止，应与中共中央提出和平统一谈判倡议后的局势演进相关。到50年代末，有关和谈的各项前提条件、统一的方式以及人事、辖区、军队等主要构想，均已通过各种渠道传送台湾当局。这期间，屈武、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都给国民党上层的故旧去信，而台北有关人士也收到讯息，但没有出现相向而行的实际行动，海峡两岸还是未能展开正常交流和谈判。对于曹聚仁，从毛泽东1956年10月13日首次接见后所说去台湾见到熟人代他致意可知，当初以为曹可进出台湾而寄予厚望。不过，此后的状况显示，他与蒋经国的旧谊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北京与台北的沟通，但囿于两岸总体情势而能产生的效果终究有限。

此外，曹聚仁对台海两岸建立沟通渠道的热情有余，认知不足，也不免影响其继续涉入其中的程度。他对曹艺说“我既不受台湾派遣，也不是北京的密使”，这一自况恰如其分;但又说他“只受中华民族的指挥，听从人民牵着鼻子走”（曹艺：《现代东方一但丁——陪伴先兄南行记事》，载《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2000年第1期，总96期），就会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50年代中期始任文化部副部长且接待过曹聚仁的夏衍，晚年忆及周恩来曾对他说：“曹聚仁真是书生，他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要台湾像当年的东北一样‘易帜，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夏衍：《怀曹聚仁》，载广州《随笔》双月刊1992年第4期）在夏衍的自传《懒寻旧梦录》里，也有内容相同的记述，显见他对周恩来这番话的印象之深。作为一位有志报国的文化人，“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或许正是曹聚仁先生1959年后未再获邀北上的深层原因所在。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澳门九鼎传播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总编辑）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