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书馆形象建构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通过专业学者、专业组织全面细致的阐释及媒体等各方社会力量不断探索，我国图书馆的形象建构比较成功，并且能够体现其行业特质，获得了受众的高度认可。

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形象建构;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G251文献标识码：A

辛亥革命后，作为社会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历史新纪元，图书馆的形象建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鲁宾斯坦对“形象”一词这样定义：“一个人或群体传达给另一个人或群体的讯息。”图书馆形象是指图书馆的属性、效用、职能、物质建筑等方面，通过不断的宣传和建构，向整个社会提供知识信息，以此获取其在民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及其对图书馆的总体评价和解读。民国时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厘清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推动后一阶段图书馆事业的研究，而形象建构是图书馆业态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图书馆提升社会地位、实现职能价值的方式。笔者借用CI战略理论，从理念建构（自建和他建）、行为建构、形象建构效果三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的形象建构。

1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形象的理念建構

1.1理念形象自建概况

所谓图书馆理念就是一种认识、观念或理想，即贯穿在办馆始终的一种服务意识、发展观念、实践精神及超前意识。它体现了一个图书馆长期办馆中思想精神的积累和提炼，是其社会价值的升华，更是其持续努力的长远发展目标。

我国图书馆形象理念自建的主体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与活跃在我国图书馆界的专家。相对成熟的理念应当始于沈祖荣赴美学习图书馆学业归来。他开明宗义地提出“图书馆与藏书楼有别”的问题，谈论“图书馆与教育之关系”，他强调图书馆的性质是“以开通民智、补助政教为前提”。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和李小缘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职业图书馆学家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图书馆精神，是我国图书馆形象自建的内在动力。1925年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章程》，宣称其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我国图书馆树立了将美国式的图书馆理念本土化、催生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成立、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事业、切实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等建设理念。在诸多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所载及学者发表的论著中，都对我国图书馆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知识获取自由是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行业的核心价值，突出核心价值的建构成为我国图书馆理念建构的显著特点。

1.2理念形象他建概况

图书馆理念他建权威主体应该是国家及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法规章程。制定和颁布图书馆法规章程的目的就是“为图书馆行政人员、图书馆政策的制定者、使用图书馆的一般大众，甚至整个社会在拟订图书馆政策和推动图书馆业务时，提供一套可以遵照执行的标准和规范并促进图书馆业务的发展”。根据民国时期国家及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图书馆法规章程规定，我国图书馆隶属于教育部。法规指出：“图书馆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与社会教育目标，储集各种图书与地方文献，供众阅览，并得举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以提高文化水准。”自1914年12月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开始，教育部、大学院、国民政府、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多种图书馆法规章程。基本内容有四部分：服务规则、财政来源、管理制度和设备设施，这些法规章程保证了图书馆的正常运转，并能保证与图书馆行业建构的形象理念保持一致。为了让图书馆的发展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国民政府及教育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图书馆政策法规，如《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条例》《修正图书馆规程》《图书馆工作大纲》《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等17种。这些法规政策特别强调政府对图书馆拨款问题，帮助图书馆解决知识获取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资金的方式保障民众可以共享图书馆的服务。

图书馆理念形象他建的另一个主体是报刊媒体。它们不仅可以充当一般的媒介角色，还可以对我国图书馆形象起到某种定型的作用，其载文内容展示的重点和方式都会影响民众对图书馆形象的定位和评价。大众媒体“启动把受众的记忆网打开，激活某些网结——受众头脑中的某些信息、知识、观念等，使之与媒体希望传播或宣传的内容相联系，以形成一个充满暗示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受众理解新信息的基础。”在讨论我国图书馆如何发展的论著中，报刊媒体通过连载、专题以及展示方式综合而成的体系为图书馆界及民众建立理念取向。

1.3理念形象建构策略

1.3.1目标明晰

源于逻辑，创新探索，立足国情，本位救国，达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融合，体现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行业的特质。“社会价值观影响图书馆制度的转型选择”，“知识组织”是图书馆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图书馆发展的逻辑起点，它渗透于每一项图书馆的活动之中。知识组织是针对图书馆的“公共、公开、免费”，将美国式的图书馆进行本土化建设。基于逻辑，探索创新，体现了图书馆理念的前瞻性和持续性。这不单纯是我国图书馆人不断努力的目标，也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后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立足国情与本位救国则体现了我国图书馆理念形象的特殊性及必要性。“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在演讲中号召在校大学生：“要仗我们的学问去救国，去谋国家的复兴”，“现在国家到了这样的田地，我们读书的要认真读书，办事的要认真办事，上下一心，努力为国，然后国家方可免灭亡之祸！”杜定友在期刊媒介发表的这个言论明确指出将做好本位工作与救亡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做好本位工作，国家才会有救，以“灭亡之祸”警醒、激励学生要认真读书。各大报刊媒体通过刊登杜定友、沈祖荣、王云五等图书馆界精英人物的文章，向民众阐释了我国图书馆的首要理念即坚持本位救国，强调做好本位工作。本位救国是对日本文化侵略的一种因应，为民族危机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国家和地方层面颁布的政策法规也明确指出：“战时各级图书馆工作以指导民众参加全体动员之准备，从事抵抗敌人侵略，并指导民众应付战时各种之智识为目。战时各级图书馆，为适应战时需要，应运用平时已有之组织及活动，从事广大救国宣传工作，并领导民众作长期抗战之准备。”战时图书馆法规政策立足现实，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图书馆抗战救国的价值取向。

1.3.2应时调整政策，充实内容

我国图书馆相关政策的制定有三个方面的来源，即国家机构、地方政府、中华图书馆协会。政策有主有辅，应时不断调整政策，逐級形成层级体系结构，才能更好地开展图书馆具体工作。如《图书馆规程》系列，它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最重要的行业法规。第一次颁布于1915年，发布在《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之后，是第一部脱离教育法规，独立的、纯粹的图书馆行业法规。法规内容涉及设立宗旨、读者群体、服务空间、馆藏征集、运营资金、备案评估、管理制度等，涉及当时能够考虑到的各方面。该规程于1930年、1939年、1947年三次修订。多角度、多层面的政策、法规及其对政策法规具体的解释和增补，使图书馆形象的建构更为丰盈，同时也为民国时期图书馆职员提供实践指导，为从业人员对图书馆理念的认识与行为的一致夯实基础。

1.3.3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积极指导和宣传

民国初年，学成归国的图书馆人才不断增加，新型图书馆人才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力谋图书馆间的协作，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戴志骞等尝试建立地方图书馆协会。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第二次年会，戴志骞在会上提出“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案”，经修改通过。在各方的努力下，1924年，北平图书馆协会成立，随后浙江、开封、南京等地图书馆协会相继成立。地方图书馆协会的涌现，推动了全国性图书馆协会的成立。1925年6月中国图书馆界全国性专业协会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这些地方行业组织和全国性专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我国图书馆形象建构实现的专业基础。中华图书馆协会积极地进行图书馆或与图书馆有密切关联的基础性调查，先后于1925年、1928年、1930年和1931年公布《全国图书馆调查》，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脉络一目了然;积极加强与国际图书馆界的合作。1929年沈祖荣等出席在罗马和威尼斯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图书馆大会。沈祖荣、戴志骞、胡庆生、顾子刚向大会提交论文并在会上宣读，反映积极;刊行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如定期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图书馆学季刊》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宗旨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载了民国时期大量有关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它的资料性作用无可替代;大力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从1928年开始，协会配合文华学校，持续为培养图书馆人才而进行各项工作。中华图书馆协会一系列的运作，从学术上和业务上给予了实现图书馆服务理念的理论支持，进一步突出了图书馆的价值取向。

2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形象的行为建构

2.1拟定总体行动纲领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形象的行为建构，是践行图书馆理念的实践作为，是在上述理念指导下图书馆的各种服务行为。“行为既是实现价值理念的过程，也是传播自己形象的过程。”中华图书馆协会提出构建“中国图书馆学”的伟大纲领，这一目标激励着我国图书馆界学者为之不懈奋斗。抗战全面爆发后，图书馆的学术研究虽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抗战建国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另一行动纲领，体现在图书馆在抢救文献、传承文化、普及知识、守护文明等方面的具体行动。

坚定“保存、普及文化事业尽责”立场是战时文化担当的一部分。文化“是渊源于团体的经验和学术，从心灵创造，或意志模仿所得，而具有团体生活价值一切事物的总称。世界上虽不乏数千年的遗风古物，而表显这种反映的，则以文字的记载——图书最为重要。因此，图书馆与文化发生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图书馆是收藏图书的主要场所，少者数百，多者千万，这些图书一经被图书馆收藏，人类的文化也就此保存下来。图书馆不仅可以增加读者的知识，扩大人们的眼界，更能成为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主体，在普及文化的过程中对民众负责，也对全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尽责。

传承人类共同文明守护者的使命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几千年来，人类在同自然界、同社会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靠记忆和口传是不能保存下来的，只有将它用文字、图像记录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才能保存下来。正是人类保存文化遗产，传承人类共同的文明的需要，才产生了图书馆。图书馆广泛、全面地收集各种记录人类经验、知识的载体，并进行加工、整理。因此，图书馆传承人类共同文明的使命是很明显的。

2.2宣传具体行动

2.2.1建设场馆，保存文化

民国时期为了抵制战乱对文化的摧残、寻找和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图书馆之扩充，当视为最紧急的重要事业”。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图书馆界学者建议：“各大学、专门学校、高初级中学、各机关团体附设的图书馆，在可能范围内，公开阅览;希望各地方私人藏书楼，在可能范围内，公开阅览”。图书馆界呼吁加快图书馆场馆建设，使图书馆成为图书、日报、杂志、特藏的“四大金刚”汇聚之地。图书馆向民众详细阐释图书的定义，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著述图书馆的经过、图书刊印的过程进行详细介绍，用以图配文的形式讲述图书的构造。不管经费的多与少，即使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为了适应读者的需求，“日报是不得不备几份的”，让日报成为民众图书馆或者一个图书馆吸引读者的工具。图书馆的第三大金刚——杂志是交流思想、获取信息知识的重要途径，让杂志的创办更加专业化，更加受到社会的重视。不管经历怎样的时代变迁，事态演变，需求变化，各图书馆均以其最后一个金刚即特藏来“展其所长”，读者通过特藏文献“阅其所长。”

2.2.2加强目录和索引的研究工作

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说道：“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辞，但这种学部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苟勖、王俭、阮孝绪、郑樵到章学诚，他们都有各自贯通的研究及精到的见解，但古代藏书楼时期目录并没有转化为人们利用文献资源的利器。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充盈并不能真正体现现代图书馆职能的发挥，馆藏资源的有效利用才是真正发挥现代图书馆职能的关键。面对图书馆数量庞大的图书、日报、杂志、特藏等文献资源，要加强对“文献整序方法和传递手段”的研究工作。目录既是检查图书的工具，又是部署图书馆的利器。对于读者来说，目录是整序后图书的内容，又能担负传递知识的责任。

索引不是简简单单的检索工具，它还是控制馆藏文献的手段，传递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方式，更是了解馆藏信息动态的关键。民国时期图书馆加强索引的编纂工作，大力宣传和推广索引的研究和生产的成果，积极培养索引工作人才，让图书馆成为化繁为简的知识宝库。

2.2.3设立民众图书馆，普及知识文化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由私人占有转向社会化，由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向对社会开放的图书馆，其“设备周到，典藏丰富，工具完备，指导有方”，它的藏书不再仅仅为达官贵人享用，重要的是图书馆成为民众“阅读、参考、研究最好的地方”。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设施，被誉为“平民大学”。

民国时期图书馆发挥平民大学效用的第一个举措是对民众进行阅读指导。首先，要向民众阐明阅读的目的“一为日常消遣，二为修身养性，三为提高职业技能，四为服务济世。……我们在阅读之前，必须先行决定一种，或同时想一箭双雕，也未始不可”。其次，要向民众推荐合适的读物。“一个有生气的图书馆应该备有求知的图书（Books for information）;激励的图书（Books for inspiration）和消遣的图书（Books of recrestion）”。确定阅读目的后，就要选择适合这种目的阅读的正料和副料，以达到“能人于澈底的程度”。从图书馆的立场说，向民众推荐任何读物，都要经过慎重的考虑，达到能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图书，给予适当的读者阅读需求的程度，以符合花最少资金，购买最好的图书，供给大多数读者的原则。最后，图书馆应该从物资条件和精神作用两个方面去增进阅读效率，一是图书馆要提供优雅的阅读环境，有适当的光线、湿度和空气，高矮适当的桌椅等;二是图书馆要用合适的方法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提升读者的理解能力。

提供参考是图书馆发挥平民大学效用的第二项举措。“参考的意思，在圖书馆方面说来，就是指能找得许多材料，来参照考证，以资解决我们日常发生的问题。”图书馆学研究者们用真实的案例，证明提供参考对图书馆发挥平民大学效用的实际作用，如钱亚新先生将参考书与普通读物或参考资料进行对比，指出参考书具有“范围广泛、取材精确、编制得体、检查便利”四个特点，并列举了中西文重要的参考书及再版情况。民国时期的图书馆通过提供参考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文献的利用率，提高了读者利用图书馆的热情，使民众在图书馆这一开放式的“大学”中获得知识，获得生活的动力。

3形象建构的总体效果

民国时期，一些图书馆学者呼吁“要唤起民众，要训练民众，要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铲除，要使全国的民众都变成有力量的国民，这非由教育着手不可。而教育最能大众化的，当然是非从民众教育着手不可，图书馆便是实行民众教育的一种工具，因为在民众教育事业当中，不论那一种设施，事实上都离不开图书的辅导和指引，那末使图书能切于实用，能使图书作为活动的工具，能使民众得到实际益处，这是图书馆中一件最重要整体”。在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推动下，国家及地方政府管理者逐渐重视对图书馆的建设。

从社会民众层面来看，现代图书馆是实行教育的一种工具。国立中央图书馆（旧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成贤街66、68号，为民国时期的国家图书馆）设立民众阅览室，“期在推广图书事业并提高人民知识水准，以为抗战之助”。最开始每天成人不到百人，儿童不过二三十人，以后逐渐增加。到1939年底，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成人常常超过400人，儿童读者也在90-200人之间，该阅览室僻居白沙镇这样的乡村，能有如此规模，在战时特定时代，实属不易。读者认为图书馆：“各科标本供阅材，四方整洁粲耀目，借书静读似仙台，……悉意馆中各主管，宜聘博雅宏通才，先知觉后知觉，事半古人功倍哉”，等一系列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民众对现代图书馆的使用率，说明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行业建构的理念及行为形象与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较为一致。这一时期，国内图书馆学术研究建树以及图书馆学者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形象建构的成功，有助于图书馆实现其价值目标。

4结语

民国时期，通过国内图书馆行业组织以及图书馆学者的不断努力，我国图书馆行业获得了更多的受众认同感和传媒影响力，图书馆形象升腾为一种独具特质的社会职责，这种形象和职责是面临战乱的无奈困顿时的竖毅，也是图书馆学人努力建设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决心。行业组织与时俱进的合理规划及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是我国图书馆形象建构奏效的重要环节，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形象建构的有效操作提供较好的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刘威（1980一），女，硕士，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民国抗战文献开发整理。

（收稿日期：2020-11-02责任编辑：张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