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牧区生态与发展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在牧场私有化或者草场承包、牧民大规模定居之前，游牧是牧区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有效生存方式，这一观点被众多研究采纳，并基于此探讨游牧和定居关系带来的生态、发展问题。定居会导致游牧文化的流失，并威胁牧民的生计，同时造成牧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是其中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游牧”所指的流动性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引领着牧群实现所谓“生计”或“生态”的平衡，通常所说的“定居”也并非如一些研究所描绘的那样固定或对牧业具有毁灭性效应。有必要强调任何牧场、牧业都存在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结构之中，把牧民和一群牛羊相对应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去看待其功能与后果，这种做法值得警惕。通过对西藏阿里普兰县的田野调查，结合西藏民主改革前的调查资料，本文对“游牧”一词进行系统反思，并讨论定居后的牧区社会维持生计、发展与生态之间有机性的关键机制。除特别说明外，文中田野资料均来自笔者2016—2019年在普兰县的调查。

一、文献综述：不可缺少的牧区流动性

（一）流动性及其正功能

大量以非洲干旱、半干旱地区为田野场的研究注意到牧区发展的困境，其中关于牧区破碎化形成的流动性下降问题受到广泛重视。基于此，逐渐形成了“牧区发展+生态问题”的研究范式框架。包智明、石腾飞（2020年）归纳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牧区发展范式”（new pastoral development paradigm），强调“要尊重、顺应、吸收牧业生计的流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