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慧， 张雪莹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一、引言

现实生活中，人为错误十分常见且无法完全避免。据统计，70%以上的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1]，而出现错误的民航从业人员往往会被追究刑事、行政或者民事责任。这反映了“问责型文化”下强调责罚的理念——通过惩罚错误行为的方式威慑他人不再犯此类错误，以此提升系统的安全性。近年来出现的航空责任刑事化趋势便体现了这种文化，但这种文化却对航空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2]。由于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仅以“查明事故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为目的的技术性调查，其与问责性的刑事、行政与民事调查有着本质区别①。若民航从业人员出于“自证其罪”的担忧，在航空器事故调查中不愿积极报告错误或分享信息，这显然不利于实现航空器事故调查的目的，也无法保障民航系统的安全。为了在追究个人责任与保障民航安全的冲突中取得适度平衡，“恰当文化”(Just Culture)开始被引入国际民航事故调查制度。

20世纪初，欧洲航空安全组织(EUROCONTROL)将“恰当文化”界定为：“一种文化，在其影响下，一线操作者或其他人不会因为与他们的经验、训练相称的作为、不作为或决定而受到惩罚。但是，重大疏忽、放任违反以及破坏性的行为不能被容忍。”[3]2007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在第36届大会上同样采用了“恰当文化”的上述定义②。

通过划定应受惩罚的错误与免于惩罚的错误之间的界限，“恰当文化”能够建立从业者与管理者之间高度的信任和尊重，使从业者无需担忧自己因报告“无心之失”(Honest Errors)而受到惩罚，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报告错误，实现信息共享，提升整个系统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