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雷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多发，例如2010年“17岁网迷少年连杀9人案”、2016年广西“13岁少年杀害三幼儿案”、2020年江苏南通“初三男生被校园霸凌致死案”等，这些犯罪案件与相应的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引起社会关注与反思。从各国司法实践看，协同家庭、学校、社工、警察等多方力量，采用多元化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利，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潮流。在学术界，国外学者对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内涵重要理论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存在程序或实体的措施属性、法院或司法机关的主体、无责或有责的适用对象、罪错或微罪的适用范围等争议，其内容差异大，界定标准不一。(1)参见Decker, Scott H. and N. Marteac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uvenile Justice. Springer, 2017.在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内涵与法律地位尚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因此，如何准确定位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指导理念，厘清相关概念与适用条件，理性识别与选择相应制度，是“非刑罚化运动”潮流背景下我国法学界应理性思考的新课题。(2)参见孙旭东、陈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替代措施的理性思考》，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07年第4期。

一、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之意涵界定

概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逻辑形式，有内涵和外延的逻辑结构组成。其中，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能概括思维对象本质属性的总和。对于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进行研究，首先要从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涵义着手，从非刑罚性、复合性、可谴责性等角度，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