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 李一溪

张英进教授①曾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大决战》《国歌》《红樱桃》《黄河绝恋》等诗史战争片已经有一种“对主流的回归”现象，导演吴子牛就已经将其执导的影片《國歌》（1999年）自称为“新型的主流电影”，而在那之后的《建国大业》《建党大业》《建军大业》等让“新主流电影”的概念得到广泛认可。“新主流电影”的特点是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强调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同时注重电影的商业和艺术价值。张英进以《黄河绝恋》为例，讨论了“新主流电影”是如何“在政治正确性、高度艺术价值和积极追逐商业利润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1]

近年来，《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和《我和我的父辈》（2021）等国庆“献礼片”在消费市场需求与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双重需要下，通过新颖的题材选择、生动的内容叙事和多样化的镜头呈现，不断丰富“新主流电影”的内涵，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本文即以《我和我的父辈》为例，从电影叙事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其如何通过以4个“集锦式”故事片段组成“我和我的父辈”故事，每个单元片段又均以“代际关系”展开叙事，从而再现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前赴后继、努力拼搏的感人故事和时代记忆。

一、集锦式结构和线性叙事的结合

使用集锦式叙事的电影可被称为“集锦式电影”，又叫做“拼盘电影”，它并不是主流形态电影，而是指一部时长篇幅上相当于普通剧情长片，“主要是指在一部影片的篇幅内包含若干个由不同创作团队完成的独立单元，各单元之间或存在某种共性的联系（比如主题、形式风格等），或仅仅是因为外部原因被集合在一起，在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缺乏甚至没有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