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丹 单志广 唐斯斯

摘  要： 产业数字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存在要素供给不足、平台寡头垄断、产生结构性失业、造成区域经济分化和形成新型安全隐患等五大潜在风险;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要加强要素供给，创新监管思路，完善就业保障，推动协同发展和加强安全防护。

关键词： 产业数字化  五大风险  五大对策

人类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历史上的每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全球产业大调整和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对传统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成为适应新技术、新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要求。产业数字化正在以更加密集的资本投入、更加紧密的客户关系、更加完善的运营体系和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平台，使传统产业在几十年积累的运营优势基础上获得更广泛的转型和升级优势。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我国产业数字化的现状

（一）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据统计，自2005年以来，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年均增速超过25%，2018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已经达到249万亿，对数字经济的贡献度高达795%。传统产业已经成为数字技术应用、创新的重要场景，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地位不断凸显。

（二）服务业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头羊

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迅猛，零售（电商）、金融、餐饮、交通、教育、医疗、社交等服务行业纷纷拥抱互联网，依托各类互联网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消费模式创新。我国前端消费侧的数字化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消费行为数字化程度高。据统计，2018年，我国工业、服务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83%、359%和73%。

（三）平台赋能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方式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平台成为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的核心支撑，可以为企业提供随需随取的数字化能力，不仅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门槛，也大大降低了转型成本。在为传统产业赋能的同时，互联网平台持续汇聚产业要素资源、孵化新型产业组织，使得自身的数字化赋能水平不断提升。

（四）新冠肺炎疫情推动新一轮数字化转型

疫情发生后，传统零售、餐饮、酒店、娱乐、交通、旅游、教育等线下产业几乎全面停滞，部分线上需求爆发式增长，线下服务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速，新技术新业态迅速落地，消费者的习惯和理念发生深刻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带来短期冲击的同时，也为各产业和全社会加速数字化转型创造了特殊契机，为市场生态长期变革埋下了伏笔。

二、存在问题和潜在风险

（一）要素供给不足

2020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要素之一。产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的支撑。在数据要素方面，数据积累薄弱、数据质量不高、数据流通不畅、数据融合不足等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在资本要素方面，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周期长、投资大的复杂系统工程，从软硬件购买到系统运行维护、从设备更新换代到人力资源培训，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我国多数企业经营都面临困难，更无力承担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在技术要素方面，许多传统行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核心数字技术供给不足、相关经验缺乏，难以依靠自身实现数字化转型。而数字技术行业提供的转型方案多是通用型解决方案，难以契合传统行业自身的业务发展需求，也难以帮助传统行业实现成功转型。

（二）平台寡头垄断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平台企业快速崛起，通过持续积累数据资产，打通数据、劳动、技术、资本、市场等全要素流动通道，实现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物流链、金融链等全产业链上下游的高度协同，支撑产业数字化转型。平台接入企业则借助平台力量有效破解数字化投入能力弱、技术门槛高、维护成本高等难题，缓解“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困境。所以，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数字化转型和落地的主要实现方式。然而，平台经济的快速规模化和市场集中化在塑造效率优势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平台寡头可能阻碍良性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担忧。与传统经济时代的“数一数二法则”不同，数字化打破区域分割之后，逐渐演变为“赢者通吃”，即第一名市场份额比第二名到最后一名加起来还要多，这不仅会打破良性的市场竞争格局，还有可能成为影响政治生态的强大工具。

（三）产生结构性失业

产业数字化对就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创造出大量的新岗位，如围绕机器人的设计、制造、培训、融资、自动化解决方案等产生的新职业，因电子商务平台而出现的网店设计装饰员、网络模特、网店客服等新岗位;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会替代和淘汰大量现有就业岗位。例如，服務行业的部分岗位被人工成本低且能吸引消费者眼球的服务型机器人所取代。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风险已经初步显现，无人超市、无人配送、无人驾驶等新业态的发展突飞猛进，使得重复性、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被迅速取代，未给失业者留下再就业的技术储备窗口期。虽然当前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引起的失业规模还不大，且基本被新创造出来的岗位所消化，但随着转型速度的加快，转型程度的加深，结构性失业风险将会加剧。

（四）造成区域经济分化

正如贫富差距被认为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顽疾一样，数字鸿沟也成为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一大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失衡已经初步显现，据统计，2018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30%。相比经济落后地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数字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而数字化转型高度依赖技术的创新和成熟的应用市场，这使得处于鸿沟劣势的区域数字化转型更加困难，“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表现得更加突出。更让人担忧的是，目前的研究和统计数据表明，当前社会财富集中趋势正在加快，社会差别走向代际传递的趋势日益明显，数字化转型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问题，会使得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区域分化和社会分裂的风险进一步提高。

（五）形成新型安全隐患

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对抗的重要战场，数字化实现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高度融合，使安全风险从网络空间向物理空间蔓延扩散，形成了网络空间安全和物理空间安全高度交互交融的新型安全风险。与此同时，传统的面向物理空间的法律体系在网络空间面临着创造性破坏和破窗性挑战。例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的认知和行为被赋予到机器人上，这将导致法律范畴内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主体身份的混乱。再比如，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但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它有一些独特的属性，现有法律无法给出清晰的数据权利界定。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律的制定和调整却程序繁复、耗时冗长，现有的立法机制和立法效率难以满足产业数字化转型给社会提出的新要求，使得新型安全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困难。

三、防范化解风险的对策

（一）政企协同发力，加强要素供给

一是加快产业供应链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要素供应链化。政府鼓励和引导行业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建资源要素聚集、数据共享开放的产业数字化协同平台，有效促进行业数据要素流通交易。二是着重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数字化转型融资难题。各级政府可以设置专项补助金，或者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低息贷款和信贷担保，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实行税收优惠，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改造的成本。三是建设一批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和重大应用工程。支持地方政府、科研院所或高校、企业等联合组成集产业资源、技术支撑、创新服务于一体的团队，通过运行机制的创新，形成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产业数字化技术研发应用体系，提高技术要素供给能力。

（二）创新监管思路，规制垄断行为

一是针对数字化的典型问题加强立法。在反垄断相关配套立法、出台释法指南或今后必要修法时，充分体现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对产业数字化需求迫切的领域，加快出台与现行竞争法、行业规章相配套的实施细则;针对当前垄断行为高发的热点问题，尽快研究制定市场行为规范或执法指南。二是创新反垄断的执法思路。鼓励产学研机构和执法机构共同探讨产业数字化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分析数据滥用行为需要加强经济学家、法学家及信息技术行业专家的交流与合作;根据垄断机构的不同行业领域，分类对待、精准施策，关注潜在危害大的行为，增强反垄断法的威慑力。

（三）支持创新创业，完善就业保障

一是支持創新创业，转变以标准就业为主的就业促进理念。通过发展新兴产业缓解就业的压力，积极发展众创空间、孵化空间等创新创业载体，加强对创业者的服务和指导，将支持就业的各类政策延伸覆盖至新就业形态人员。二是建立适应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教育教学制度。支持高等院校和社会机构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课程，培养高技能信息化人才，满足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人才的需求;加强对劳动者的终身学习服务，持续增强整个社会劳动者的信息素养。三是完善灵活就业的保障政策。创新劳动者保险保障的机制和模式，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制度和措施，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对各类劳动者的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作用。

（四）统筹区域布局，推动协同发展

一是从国家层面，结合区域特色和产业优势，统筹布局一批产业优势互补、转型效应显著、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示范区。对于数字化水平较高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等地区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拓展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数字化水平较弱的地区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尽快缩小区域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差距。二是探索与完善促进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的技术能力、激励机制和治理体系。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发展，支撑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三是建立区域间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共商共建机制。加强区域间项目、技术、创新、人才等方面的合作联动，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要向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提供必要的数字化转型要素资源支持。

（五）加强安全防护，提升预警能力

一是强化信息安全工作的战略统筹和综合协调。统筹发展与安全、自主与开放、管理与服务的关系，重点保护基础信息网络和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社会稳定的信息系统，明确敏感信息保护要求，强化企业、机构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用户数据和国家基础数据的责任。二是着重提升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能力。工业互联网是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其安全直接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当前工业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亟须构建覆盖全国的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网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实时、有效地进行工业信息安全研判预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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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丹（通信作者）、单志广、唐斯斯，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