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

我印象最深的牙祭，是在1977年春天里打的，此时，正是改革春风初吹的日子，天气也像政治气候一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喜色。但供应依然很紧张，由于邻居赵大娘娶媳妇，借走了我家的肉票，我们全家整整一月没见半颗肉星了，大人还能忍住，我和弟弟却像两头小狼一般，忍着快生锈的肚子的折磨。那段时光，我们是靠回忆两月以前最后的那一顿回锅肉而支撑着过的。外婆从我们看别人吃肉时的眼神里读到了我家的困难，就把自己攒下的一斤肉票（老天爷，不知她是怎样从每月半斤的定量中抠下来的）交给爸爸，恰巧爸爸兜里还有钱，于是紧赶慢赶地跑去肉店。这时的肉店，被许多昨夜就带着棕垫来排队的人围着，猪肉还没送来，人们像鹅一样伸长颈子观望着，等待着。

一位熟人给爸让了一个位子，这时，有人大叫：肉来了——！犹如拳击台上的钟声，人们松散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整齐的队列一下子变成躁乱的蚁阵。人们拥挤着，嘈闹着，呼舅子声，喊老表声，以及小孩的哭声和大人的叫骂声使排队的不像是正在等待购买货物的人们，而更像一群正在等待施舍的饥民。卖肉的胖子打着赤膊穿条血油腻腻的皮围腰，手中拿把刀，像吆喝猪一样粗鲁而无礼地吼：站好站好，不然不卖！

队列稍稍静了些。胖子见自己的命令生效，快乐地开始割肉。这时，队列又开始躁乱，有人隔着很远就开始给胖子递烟，或谀笑着喊胖子的乳名，甚至有人从队列外用晾衣服的叉子叉进票和钱，又叉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