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尹 仑，2

(1.西南林业大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224)

在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水文化。中华水文化具有民族、地理、生活方式、时代、地域等多重属性。在民族属性上，中华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水文化；在地理属性上，可以分为高原水文化、平原水文化、草原水文化等；在生活属性上，有农耕水文化、游牧水文化、渔猎水文化等；在时代属性上，不同朝代和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特征鲜明的水文化；在地域属性上，不同地域都有基于当地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水文化，其中大型都市的水文化最具历史、生态和文化价值。

咸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秦帝国的首都。咸阳作为秦都历经143年，分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和中国统一后的秦帝国两个历史阶段，其间产生和蕴含了丰富的水文化。今天，从文献典籍和考古遗迹中仍然可以一窥秦都咸阳水文化在精神、行为和物质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本文基于历史学、考古学和生态学的跨学科视角，从环境基础、精神内涵与物质遗存等三个方面对秦都咸阳水文化展开研究，分析水文化的构成，包括精神文化领域的哲学认识和信仰崇拜、物质文化领域的水利工程和水利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历史价值和蕴藏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分析秦都咸阳水文化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古代都市水文化和水科学的发展历史上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1 秦都咸阳水文化的流域环境基础

中国历代都城的选址和建立，都非常注重周围的环境，特别是都城周边的水文生态环境，秦都咸阳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国都也是如此。从目前考古勘察的结果可以看出，秦都咸阳以及与秦国同时代的诸侯国都城与水都有着紧密的关系，或者临水濒江，或者诸河环绕，或者河流穿城，都在江河湖泊的流域和水环境中选址建城，水文化也因此孕育而生。

秦都咸阳水文化的形成与咸阳所处的整体和局部的水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八水环绕”的关中平原外部流域环境和“渭水贯都”的都城内部流域环境是秦都咸阳水文化形成的环境基础。

1.1 “八水环绕”的外部流域环境

咸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这里河流纵横，被称为“陆海”。咸阳就位于这一“陆海”之中，周围河湖水系密布，原隰相间。渭水及其诸多支流从周围流过，除了泾河、渭河以外，东有灞河、浐河，南有潏河、滈河，西有沣河、涝河，还有诸多湖泊湿地，共同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八水环绕”的流域环境。

咸阳城附近还分布有大量的湿地沼泽，例如文献记载中上林苑的牛首池、澎池、漓池、皇子陂，宜春苑中的曲江池，兴乐宫中的酒池，咸阳东郊的兰池等。

关中平原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咸阳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业和种植业生产发达。因此，“八水环绕”的整体流域环境、丰沛的水资源、丰产的农业等条件，使得咸阳可以为在此聚居的大量人口提供充足的水源和粮食，并满足城市多种经济发展的需求，为秦国建都于此提供了优良的外部流域环境。

1.2 渭水贯都的内部流域环境

咸阳从战国时期秦国的首都发展成为后来中央集权的秦帝国的首都，在这一过程中，咸阳城市的建造并没有提前的统一规划，而是随着秦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和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需求而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尽管城市规模在不断变化和扩大，但咸阳始终与渭河关系紧密，其营造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渭河之北的营造和渭河之南的营造两个阶段。

1.2.1 渭河之北的营建

公元前350 年(秦孝公十二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者商鞅主持建造秦国都城咸阳。整个建造工程历时一年，秦孝公于次年正式迁都于咸阳，这一时期的秦都咸阳位于九峻山之南与渭水北岸。咸阳城初建的史实主要记录于司马迁执《史记》中，其中《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始皇本纪》所附《秦纪》云：“(孝公)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史记·正义》记载：“十二年作咸阳，筑冀阙，是十三年始都之。”在初期阶段，秦都咸阳的营建受到东方诸侯国都城的影响，根据《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大筑冀阙，营如鲁卫”，说明了秦都咸阳在初建阶段是依据鲁国和卫国等国都城的范式进行营建的。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秦惠文君(前337至前311年在位)。惠文君是秦国历史上一位大有作为的国君，在位期间对内继续商鞅变法的改革，对外则大举攻伐六国，秦国的国力进一步强盛，惠文君也于公元前325年(惠文君十三年)称惠文王。称王以后，他开始进一步扩建都城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秦都咸阳形成了南面濒临渭河、北面濒临泾河的格局。

在随后的秦昭王至秦始皇时期，历任国君不仅继续对原来的咸阳宫进行扩建，而且开始“仿六国宫室”修建具有各国特色的宫殿。同时，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引渭河水而修建的兰池宫，标志着秦都咸阳对流域环境已经从被动地适应发展为主动地改造。

1.2.2 渭河之南的营建

随着秦国整体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增强，秦国国君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渭河南岸。相较于北岸而言，渭河南岸地势平坦开阔，有大量的天然湖池湿地，众多河流形成了更加丰沛的流域环境，为秦都咸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同时，随着统一六国战争的顺利进行，秦都咸阳的人口也急剧增加，特别在秦始皇时期，“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一万户”“每破诸侯，掠夺其王室财富，所得诸侯美人钟鼓甚多，皆运之咸阳”，不仅征召东方文人学者来京充当博士，还迁徙全国70多万人来咸阳修建阿房宫与郦山。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满足人口增加和城市建设的需要，秦都咸阳开始在渭河之南进行城市营建。秦昭王在位时，渭河南岸建成了以兴乐宫、甘泉宫、章台等为代表的宫殿。秦始皇时期，不仅在渭河南岸继续大规模营建宫室，扩展城市规模，例如修建了信宫(极庙)与甘泉前殿，而且进一步把渭河南岸建成了秦都咸阳的城市中心和核心区域，其中标志性的举措就是把皇宫从渭河北岸迁往南岸，并在上林苑中修建新的皇宫以处理全国政务，这新修的皇宫也就是著名的阿房宫。

经过不断的营建，渭河成为了流经城市中心的河流，秦都咸阳加强了对河流、湖泊和池泽湿地的改造和利用，最终形成了渭水贯都的内部流域环境。

2 秦都咸阳水文化的精神内涵

秦国以及后来的秦王朝，虽然发源于西北内陆，但却对水有着深厚的感情，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文化内涵，包括当时秦人对水的哲学思想，基于水而形成的国家观念，对江湖河川的自然崇拜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祭祀礼仪，关于水的浪漫主义宇宙观等。这些精神内涵最终都汇集到了秦都咸阳的城市营建之中，贯穿整个城市建设的进程，成为咸阳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指导思想。

2.1 以水为德的五德哲学

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王嬴政称始皇帝。称帝后的秦始皇虽然以法家为主要治国思想，但同时也深受其他诸子百家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的哲学观念，“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1]“五德终始”的核心思想是水、火、金、木、土五德的相生、相克、循环以进。

从上面史书的记录中可以看到，秦始皇认为在“五德终始”的思想中，秦属水德，而周是火德，所以秦可以取代周而一统天下，同时，秦国传说秦文公曾捕获一条黑龙，也说明了秦属水德的瑞兆。在以水为德观念的指导下，秦都咸阳整个营建非常注重水体的运用和水利工程的建设，除了渭水贯都的基本城市格局外，秦都咸阳还分布着诸多的湖泊沼泽，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苑囿。因此，以水为德的哲学观念是秦都咸阳水文化的核心。

2.2 河川崇拜的祭祀信仰

秦人有着对江河山川的自然崇拜，以及在这一崇拜基础上形成的信仰和祭祀礼仪。秦人江河山川的崇拜信仰分为两个阶段，在国都为雍城时期，以山的祭祀为主，迁都咸阳以后，则突出了河川在崇拜信仰中的地位，祭祀礼仪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河川。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河川都得到了秦人的祭祀，“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祠蜀……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

在这一记载中，明确指出了虽然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等河流并不是大江大河，但是由于靠近国都咸阳的原因，也得到了隆重的祭祀，包括秦始皇在内的国君都要亲自参加这些祭祀活动。秦迁都咸阳后，祭祀崇拜的重点由山转向了水，特别是围绕咸阳周围的河流都得到了重视和礼遇，一方面反映了相较故都雍城而言，咸阳所处的流域生态环境更为优越，水资源也更为丰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迁都咸阳以后农业发展更加迅速，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也更为重要。因此，河川崇拜的祭祀信仰是秦都咸阳水文化的重点。

2.3 “以象天汉”的法天思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天命在秦，于是按照“法天象地”的思想来统一整体设计秦都咸阳。《三辅黄图》记载：“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所谓“紫宫”，是指紫微星座。

秦始皇用自己居住的咸阳宫来对应天上的紫宫，用阿房宫对应天极，以显示他是天命所归。同时，他也进一步根据星辰位置来规划咸阳的格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以象天汉”的设计理念。天汉，又作天河，是中国古代对银河的称谓，古人相信银河是流淌于天空中的一条河流。因此，既然咸阳对应整个天体，那么渭河就象征天空的银河；既然银河两岸分布着包括紫微星在内的诸多天体星座，那么渭河两岸也应该分布着包括咸阳宫在内的各类宫室殿宇；既然银河有横越其上的阁道连接紫宫与营室，那么渭河之上也应该有横跨两岸的横桥以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这一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城市布局思想，将咸阳与渭河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渭河也成为了秦都咸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以象天汉”的法天思想是秦都咸阳水文化的基础。

2.4 灵沼神池的神灵观念

古代秦人认为湖沼池泽等湿地具有灵性，是神灵居住的地方。因此，为了达到与这些神灵的联通，秦人往往基于这些湿地来修建苑囿沼池，以祭祀神明，《史记·封禅书》记载的“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三辅黄图》卷四引《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灵沼，名神池”，都证明了这一点。

灵沼神池并非秦人首创，早在周代就有这样的神灵观念，并一直延续到了汉代。周人有“灵沼”在“灵囿”之中，与“灵台”相伴而生；汉代有“灵沼”，有“神池”，有时二者并称，《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所谓：“神池，灵沼，往往而在。”[2]通过在秦都咸阳中营建灵沼神池的苑囿，并于其中饲养水禽，举行典仪，不仅增加了城市水利和水文景观，使得整体环境更为宜居，而且秦人可以通过这些苑囿来祭祀神灵，通过水禽与典仪达到与神灵交往的目的，满足了精神上的需求。因此，灵沼神池的神灵观念是秦都咸阳水文化的内涵。

3 秦都咸阳水文化的物质遗存

秦都咸阳虽然屡遭战乱，但其丰富水利遗产仍随着考古遗址和文献资料被不断发现。今天，秦都咸阳水文化的物质遗存主要包括农业水渠、城市宫殿的排水设施、洗浴设施、水井、桥梁、人工湖等。

3.1 水 渠

秦都咸阳水文化的物质遗存中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便是郑国渠，郑国渠位于关中平原，是一项大型的淤灌工程。郑国渠虽然不在秦都咸阳的城市范围内，但却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都咸阳横跨渭河南北，渭河南岸河流纵横，因此水源丰沛；渭河北岸地势平坦，但却干旱而且多“泽卤之地”，也就是盐碱地。随着秦都咸阳的规模日益扩大、人口日益增加，城市的粮食供应和饮水需求成为了秦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急需促进渭河北岸的农业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秦王嬴政决定开凿郑国渠。郑国渠由水利专家郑国负责具体实施，并以他的名字命名。郑国由中山(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到瓠口(古焦获泽)之间凿渠，引出泾水，流经今三原、富平、蒲城等县，然后注入洛河。[3]郑国渠连接了泾、洛二水，全长愈150 km，开通后渭北四万余顷的泽卤之地得到灌溉而变为沃野良田，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满足了都城咸阳的军糈民粮。[4]“当时渭北农田亩产量达到了‘一锤’，可折合今1.286石/0.7亩”。[5]这项水利工程不仅解决了秦都咸阳的粮食与饮水问题，而且大力促进了关中平原地区农业的发展，为秦国的国力强盛并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3.2 排水设施

从今天的考古遗址来看，秦都咸阳曾经有着数量庞大而复杂的排水设施。根据其功用和位置，可以分为宫殿排水系统和城市排水管道两大类。

3.2.1 宫殿排水系统

秦都咸阳建造了大量的宫殿，今天从部分宫殿的建筑遗址发掘了排水系统的遗迹。这一排水系统由排水池、漏斗、漏水孔、弯头、地下水管道构成，在设计中利用了虹吸的物理原理。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现四个排水池，分别设在建筑基址台面的西北与东方向，以及台基底部的南与西南角。1980年，在二号宫殿建筑遗址中发现五个排水池，分别设在夯土台面的中部、东南部。这九个水池为长方形，长约2.93～3.2 m不等，宽约2.25～2.7 m，深0.4～0.7 m不等，池面坡度4～11 m不等，池壁为夯土，有的用空心砖镶砌，在接近池底部均采用草拌泥涂抹，以防止渗水。排水池内有陶漏斗，泥质石陶，平沿直壁，环底，底部有漏水孔，孔下有流。漏斗之下有直角弯头，锥度为1/8，外饰绳纹，内为涡点纹，弯头接圆形水管道，每节水管道略带锥形，一头大口，一头小口，大小口相套接，套接处有宽13 cm的素面带，面饰粗绳纹。排水池以下的地下水管道按不同的方向进行排水，其中一、二、三、四节水道安装成“弓”形，其最高点高于漏斗排水口的平面，形成虹吸作用，不仅加速了水的流动，而且防止沉淀物停滞在管道中。排水设施的漏斗、变头及管道在制作方面很考究，均为泥质灰陶，外饰绳纹，内饰涡点汶，陶质非常细腻，烧制的火候高、坚实耐用，形制规整。[6]

3.2.2 城市排水管道

除了宫殿排水系统以外，在秦都咸阳中还存在着城市排水管道，大多分布在宫殿周围，起到排放雨水和污水的作用。城市排水管道由地面沟渠、板瓦水道与地下陶管水道构成。

地面板瓦水道是多个大板瓦首尾相接、相互连接起来的。地下陶管水道则是选择有利的地形，先挖一条一定深度的沟槽，再在槽内放置相互套接的陶水管道，然后填土夯实，以与地平。目前已发现地下排水管道37处42列，范围大体东起柏家嘴，西至石桥乡摆旗寨村；南起渭河岸边，北迄高干渠，计东西14 m，南北约3 m。管道一般深埋于土层之中，作“暗渠”使用，最深者达5.5 m。排水系统使用的建材大都是专门制作的由泥条盘筑成型的圆形陶管和五角星陶管。管道的安装形式共分三种类型：单列排水道、双管并列排水道与四管并列排水道。双管并列与四管并列不是主要的形式，管道安装的个体大小和排列数量根据地面上建筑排水量而决定。单列排水管道是指入水处只用一列管道进行排放，是秦都咸阳遗址中发现最多的类型，其中因管道材料与安装方法的差异又构成不同的种类：一种是圆形陶管排水道，这是最常见的形式，发现了27处，其中一处每节长96 cm、内径56 cm、壁厚3 cm，是目前发现的同类圆管中直径最大、陶管最长的一处排水管道；其他为五角星陶管排水道，两管相套排水道，筒瓦扣合排水道，板瓦排水道，筒瓦、板瓦、圆形陶管装接排水道等几种类型。[7]

3.3 洗浴设施

根据考古遗迹的发现，秦都咸阳的洗浴设施分为宫殿浴池和城郊的温泉浴场。

3.3.1 宫殿浴室

考古人员在秦都咸阳一号宫殿遗址中发现有水池、排水设施以及供取暖用的壁炉等。该室东南角有个水池，长3.2 m，宽2.7 m，深0.4～0.7 m。该水池建在室内，从其性质及周围的设施来看，应是一个大浴室，可供两三人同时洗浴。池底有坡度，便于排水；旁边有壁炉，可以取暖，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比较完善的洗浴设施。

3.3.2 温泉浴场

丽山温泉，丽山今写作骊山，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东南，其地质构造处于多个断层的交汇处，来自地下千余米深的热水常年涌流，温度保持在43℃左右。《水经注·渭水》引《三秦记》曰：“丽山西北有温水，祭则得人，不祭则烂人肉。俗云：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疮，始皇谢之，神女为出温水，后人因以洗疮。”这段文字记载强调了温泉的神异，却也说明秦始皇认识到温泉的疗养价值，并在此修池筑屋以洗浴。同时，在对唐朝华清宫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堆积有绳纹板瓦、筒瓦、条砖、方砖及房屋构架物、门楣、门栓等秦代物质的文化层，残存的房基有断壁和砖铺地面，陶质、石块与方砖砌筑的水道，表明当时已有浴池的修筑。考古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文献的准确性，秦始皇时代丽山温泉确实已有人工修建的浴池和屋宇。[2]

3.4 桥 梁

秦都咸阳由于渭水贯都的格局，因此秦人在渭河上修建了连接渭北和渭南的横桥。秦昭王时期横桥开始修建，秦始皇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建。

关于横桥的规模，《三辅黄图》记载：“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桥之南北有隄，激(缴)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一千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3]横桥两岸有护岸堤，防止河水侧蚀，桥柱采用石墩，增加整个桥梁的稳定性，南北两边的桥头采用垒石。通过换算，横桥长526.68 m，宽13.8 m，不仅设计精巧，而且建造科学，是世界水利史和桥梁史上的一大创举。

3.5 水 井

秦都咸阳遗址分布着大量水井遗迹，1960年，考古人员发现曝露于渭河北岸河滩的水井27处，清理了3处。1981年，又在这里发现水井89处，考古人员选择了其中不同类型的20处进行了清理。为固定井壁以防流沙，秦人采用了叠垒陶井圈的方法。秦代水井都是圆口形，除了一些尚且无法确定结构的水井以外，秦代水井的具体结构均可归纳为圆形瓦圈井、瓦箍井和上瓦箍下瓦圈组合井三类六种。圆形瓦圈井又分通体单圈和上部单圈、下部双圈两种，瓦圈饰细绳纹，内压麻点，泥条盘筑痕迹明显，瓦圈与井壁之间填以黄灰沙土。瓦箍井的井身通体为残板瓦或夹杂少量圆形瓦圈残片及陶器残片构筑。上瓦箍下瓦圈井的井身通体用瓦与瓦圈，或上筒瓦下瓦圈，或上板瓦下瓦圈，或上板瓦、中单圈、下双圈构筑。[7]

3.6 人工湖

秦都咸阳修建了大量湖池水沼的水景景观，相当于今天的人工湖。这些诸多的湖池，有的修建于宫室之中，如兴乐宫的酒池、阿房宫池等；有的修建于城郊的苑囿之中，如兰池、牛首池、镐池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兰池。

据记载，兰池是秦始皇引流经咸阳的渭河水而形成的人工池，还在池旁起建兰池宫。今天，兰池的遗址在咸阳宫殿建筑群遗址以东的杨家湾处。此处的咸阳原内收成一簸箕形大弧弯，兰池的兴修正是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8]兰池的作用还在于蓄水拦洪，是为秦咸阳不受摆动甚大的渭河影响而对这段河流进行治理的一项工程。[9]因此，兰池不仅是一处水景景观，更是一项蓄水拦洪的水利工程。

4 结 论

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认为，环境决定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物质基础，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不是被动而是主动的，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对环境进行改造，因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10]秦都咸阳与流域环境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渭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秦朝因渭河流域而壮大，渭河流域也因秦朝得到充分发展。秦都咸阳的水文化是古秦人在长期的建都过程中形成的识水、用水、治水的相关文化，蕴含着与水有关的哲学、技术和工程等古代秦人的智慧。这一水文化由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部分组成，具体划分为精神信仰、行为模式、物质遗存等三个层面，包括古代秦人对水的信仰与认识、治理水和改造水环境的行为、建造的水利工程和与水相关的设施建筑等。

在当前中国生态文明背景下，挖掘秦都咸阳水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为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文化建设和水资源管理提供借鉴。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开展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文化和水利遗产的比较研究，对建设文化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也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