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发自新疆

新疆尉犁县中良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维吾尔族员工检查机采棉花。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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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天，南方周末记者曾实地走访新疆南北，深入采访棉花农场、轧花厂、棉种公司、服装厂等棉纺供应链企业等。不少新疆棉企深陷困境，而困境背后，是一场围绕国际棉纺话语权的“暗战”。

★2021年3月1日，BCI上海代表处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申明称，其中国项目团队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BCI瑞士总部如何得出“存在强迫劳动风险”一事依旧成谜。

春寒料峭的三月，新疆棉花却冲上热搜。

2021年3月24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瑞典快时尚品牌H&M公司遭遇猛烈的舆论“炮轰”。该公司在官网发布的一项声明称，不再采购新疆棉花。随后，H&M在中国娱乐圈的商业伙伴，如演员黄轩、宋茜等宣布与H&M“切割”。截至3月25日，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巨头已屏蔽或下架H&M的线上商店和相关商品。而事件还在不断发酵，更多品牌卷入其中。

2020年冬天，南方周末记者曾实地走访新疆南北，深入采访棉花农场、轧花厂、棉种公司、服装厂等棉纺供应链企业等。不少新疆棉企深陷困境，而困境背后，是一场围绕国际棉纺话语权的“暗战”。

“发酵半年的坏消息”

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白天气温也在零下，正午的太阳也晒不化洼地里的冰。

清晨，维吾尔族小伙买买提·阿力甫开车到工厂上班。一年前，他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小汽车，换掉了破电动车，“车是二手的，才几万块钱，有暖气。”

买买提今年25岁，是新疆尉犁县英库勒镇人。2017年夏天，他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家乡一家轧花厂正在招工，随后应聘成为该厂一名职工。“家里有30亩地，以前在家帮父母干农活，农闲时打短工。现在和工厂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平均每月工资4000元，社保齐全，收入有了保障。”

2020年12月的一天，买买提在厂里驾驶叉车，搬运皮棉。去籽的棉花被压实装包，每包有数百公斤。老板张彪看到后叮嘱，慢点儿，注意安全。买买提觉得这个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年轻老板“人还不错”，新的一年他还想继续干下去。

买买提不知道的是，他的家乡以及占据中国棉花产量八成的新疆棉花，正陷入一场舆论漩涡。

买买提的老板张彪坐在办公室里，面露难色。厂区内，工人们麻利地给轧好的棉花大包贴上标签，一摞摞整齐摆放。不远处，从棉农处收购来的籽棉正堆在露天货场上，耸起一座座“棉花山”。

张彪是新疆尉犁县众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望纺织“）的老板。进入12月，新疆棉花的收购已经结束，各大轧花厂陆续开启皮棉销售。不过，一贯受欢迎的新疆长绒棉，2020年的销量却并不乐观。

“2020年10月，与公司合作多年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以下简称‘BCI）突然发来了解约通知，给今年的皮棉销售带来了一定影响。”

张彪是个“90后”。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东部沿海的一个省会城市，而是回到尉犁县，接过了家族在1990年代建起的棉花厂。

“我们从棉农手里收购籽棉，然后加工成皮棉，再销往下游。”张彪称，收购籽棉动辄上万吨，投入资金成本几千万元。如果没有稳定的合作客户，或者遇到价格波动的年份，很容易造成大额亏损。

2015年，张彪发动数百名农户成立“众望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随后成为BCI的执行合作伙伴。在日常工作中，张彪需要按照BCI项目要求，指导棉农培训、种植、采收等工作，并按季度上报棉花数据。BCI还会定期派出人员到合作伙伴处验收审查。

BCI是一家国际性非营利会员组织，旗下会员的棉花供应量和采购量在全球都排在前列。“可持续棉花生产标准”是当前国际纺织品流通贸易领域的重要准入标准。除了BCI之外，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棉花生产大国也已制定了本国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中国仍是空白。

经BCI认证的棉花，市场认可度更高。张彪也表示，“跟普通棉花比，有BCI认证的，每吨价格高出几十元到几百元。而且，棉花产业下游的贸易商、纱厂也是BCI会员，加入其中可以广交朋友，拓展业务。”

BCI中国区员工刘志介绍称，目前国际上关于可持续棉花的评判标准很多，而BCI的优势在于，既有系统的可持续棉花评判标准，也有庞大的棉花生产量。如今，BCI数千名会员遍布全球，且类型多样，覆盖上下游棉纺织产业链。

每年3月起，新疆棉农便开始棉花种植劳作。按照惯例，张彪也要将棉田数据上报。然而，2020年3月，张彪却意外收到了BCI方面发来的“暂停认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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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发自新疆

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进程加快。据泰昌农场负责人介绍，2020年采棉季，农场机采率基本达到95%。　视觉中国　❘图

新疆种业公司的新育棉种，更利于机械化采摘。

新疆轧花企业从棉农手里收购籽棉，然后加工成皮棉销往下游。　南方周末记者　❘　毛淑杰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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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显示，“鉴于目前国际环境的复杂情况，BCI理事会最终决定，在2020-2021年度，暂停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认证计划和证书。同时，BCI将利用这段时间，对标准进行进一步升级和优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在随后的半年里，张彪发现BCI方面在新疆的诸多活动并未停止，他也继续依照BCI要求上报相关数据，并和BCI南疆对接人联络沟通事情进展。“那个时候以为只是暂停一年的认证，对未来的合作还是有期待的。”张彪说。

半年后，坏消息还是来了。

2020年10月，张彪收到了BCI中国办公室工作人员发来的邮件。其中显示：“鉴于目前有关良好棉花标准体系升级工作的复杂情况，BCI决定目前暂时终止执行合作伙伴协议。”

“前一封邮件说‘暂停2020-2021年度的认证，而这封邮件说的是‘暂时终止。感觉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张彪说。

“决策来自瑞士总部”

“终止合作”邮件发送数周后，BCI揭晓了谜底。

2020年10月21日，BCI瑞士总部在官网发布声明称，2020年3月起，BCI陆续停止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发放认证书，10月全面终止合作。

声明指出，“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持续指控，造成了越来越难以维持的经营环境。因此，BCI决定立即停止该地区的所有实地活动，包括能力建设以及数据监测和报告。”

2020年12月18日，BCI瑞士总部在另一则公开声明中指出：“研究人员发现……新疆地区农场一级强迫劳动的风险越来越大。”

面对指控，包括中国区员工在内的诸多人士都感到不解：BCI瑞士总部缘何发出这样的声明？

BCI中国区员工刘志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前BCI在中国新疆博乐、库尔勒、阿克苏等地有十余家执行合作伙伴。2020年中，BCI中国区曾派人员到新疆多地调研。“这次调研并没有覆盖全部（合作伙伴），而是选择了其中几家。据我了解到的信息，这次考察并没有发现相关企业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刘志说。

巴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泰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俊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2020年5月，BCI中国区多名工作人员到达泰昌实业，进行了为期2天的调研，询问了工厂的经营情况和用工情况。“当时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经历，后期也没有收到发现农场违反BCI规定的反馈。”李成俊回忆。

其实，早在公司第一次和BCI合作时，张彪就意识到用工是BCI考核棉企的重要一项。2020年以来，BCI方面也曾要求棉农对种植环节拍照、录像，证明在生产过程中符合BCI要求。在张彪看来，“我们2015年开始接受认证，其间一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偏偏在2020年出现问题了呢？　所谓调查中发现了问题，我感觉是子虚乌有的。”

2021年3月1日，BCI上海代表处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申明称，近期BCI上海代表处收到之前部分新疆执行合作伙伴的问询函。BCI中国项目团队严格遵照BCI的审核原则，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该申明还显示，BCI上海代表处将与新疆执行合作伙伴继续保持沟通，共同维护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BCI瑞士总部如何得出“存在强迫劳动风险”一事依旧成谜。不过，BCI暂停合作对新疆棉花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

新疆昊星棉麻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星棉麻”）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名下有8家棉花农场，每年皮棉加工量约10万吨。该公司于2013年加入BCI，与后者合作了7年。

“因为BCI中止了合作，我们公司2020年的皮棉不好卖，价格和销路都受到了影响。”昊星棉麻业务经理高瑞楠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公司只销售了估计1万-2万吨皮棉。而参照近年来销售量，常规标准应该在3万-4万吨。“现在我们粗略估计损失1400多万元，约占年度利润的三分之一。”

恐慌还在向产业链下游蔓延。高瑞楠介绍称，其公司合作客户里，有很多是从事棉纺织品进出口的贸易商。得知新疆棉花遭BCI“除名认证”后，合作企业“人人自危”。为保障出口订单，部分企业只能停止与新疆企业合作，并通过大量采购疆外棉企或者美国、澳洲、巴基斯坦等地的进口棉花来解决原料供应问题。

张彪则表示，2020年公司业务受此影响不算太大，但未来影响难以评估。“我们合作社之前推广的面积和农户就没法得到许可。这也意味着我们生产的棉花，不能通过BCI的渠道去流通。而原来有合作的相关采购商或者纱厂，也没法用我们供应的原料了。”

棉田里消失的工人

对于“强迫劳动”，许多新疆棉花人都觉得委屈。

“棉花种植的用工主要在采摘环节。过去就业机会少，摘棉花就成为农民赚钱的一个副业。”

新疆泰昌农场总经理李成俊是一名资深“棉花人”，经历了从农场筹办到机械化全过程。他所在的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新疆尉犁县，最早于1994年创建。当前，公司农场种植棉花面积约6.5万亩，轧花厂年产皮棉上万吨。

上世纪90年代，农场招募拾花工的人工费约0.6元/公斤。每逢棉花收获时间，来自甘肃、青海、四川、河南等地的“拾花大军”便进入新疆。

据李成俊介绍，2003年前后，尉犁县手摘棉人工价突破2元/公斤。普通人一天平均摘花量在80-100公斤，合计人民币200-300元/天。“干得好的一天能摘150公斤，月收入上万”。

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进程加快，无论是土地管理、棉花种植，还是棉朵采摘等环节，人员用工数都大大减少。每逢收获时节，广阔的新疆棉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拾花大军”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专业高效的机械化作业。

相较于更早实现机械化的北疆，南疆农场开启“采棉机”时代较晚。

“2015年，我们农场出现了旺季招工难问题，有价无市。于是，我们也开始尝试机采。”李成俊称，泰昌农场于2016年首次尝试机器采收，达到了40%机采率，随后年年递增。到2020年的采棉季，农场机采率基本达到95%。“过去种棉花主要靠人，现在靠机器”。

在人员招募上，多名棉企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公司和员工都是自愿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协议，人员大都来自于公开劳动力市场、附近村民，以及外地务工人员等，待遇上则根据长期工和旺季临时工给付不同薪酬。

以泰昌农场为例，李成俊表示，农场创立二十多年，在用工方面也积累了好口碑。每到忙季，还有人专门打电话来咨询是否用工；也有人发动亲戚朋友一起来，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用工渠道。

无论是万亩级的大农场，还是几十亩地的小农户，新疆棉田机械化采摘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张彪表示，2018-2020年的三年间，公司收购棉花里，机采棉的占比迅速上升。“这三年来，机采和手摘的比重分别是三七开、五五开、九一开。”

从上游棉种，到下游的纱厂，新疆棉花生产加工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在积极适应机采趋势。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质检部部长王洪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棉农在购买种子时，更倾向于购买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种苗。

“现在棉农在选种子时，都会询问棉种适不适宜机采。比如像果枝节位高、出苗紧凑的种子更受欢迎。实践也证明，这类种子在南疆的销量也不错。”王洪哲说。

数年前，新疆很多纺织厂不太接受机采棉。因为相较于手摘棉，机采棉杂质多，纱线输出少，织成率低。“但是，现在纺织厂也欢迎机采棉了。因为机采成本低，在棉花价格上太有优势了，倒逼纱厂改进工艺。”张彪表示。

作为北疆棉企，昊星棉麻业务经理高瑞楠举例称，每亩地大约产400公斤棉花，当前机器采摘成本只需100块钱。如果是人工采，每亩成本达800块，还不包括人工的吃住成本。“机采效率高，成本又低，何必用人工呢？　现在北疆棉田里，有时候人都很少看见。”高瑞楠说。

贴吧招工广告与研究报告

新疆棉纺织业遭受“强迫劳动”指责，并非始于BCI。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机构或媒体也有诸多发声，并公布了“调查报告”。

在BCI瑞士总部2020年12月18日发布的声明中，援引了美国华盛顿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的一份报告。报告作者郑国恩（Adrian Zenz）曾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为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反华研究机构骨干”。

这份名为《新疆劳动力转移与动员少数民族摘花》的报告称，“每年有超过50万少数民族工人被调派参与季节性采棉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存在很高的强制性。”同时，报告还质疑了中国新疆地区的脱贫工作。

比如，“基层政府组织培训用工”被视为“强迫劳动”，“鼓励村民勤劳致富”被视为“宣传洗脑”，“一站式用工服务”被视为“严密监视”，“方便职工的集中托儿”被视为“奴化教育”。然而，在区分是否“强迫劳动”的重要因素——薪酬证据方面，该报告显得语焉不详。

类似关于新疆地区的“学术报告”或“人权报告”并非少数。

2020年3月1日，澳洲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AS-PI）发布了《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控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并且少见地列出了“可能有意或无意参与强迫劳动的外国和中国公司”。

从报告内容可见，报告数据来自于“公开的中文文件、卫星图像分析、学术研究和实地媒体报道”等。

南方周末记者对报告引用内容溯源后发现，其中存在不少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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