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女，1982年出生，辽宁沈阳人。副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大连理工大学。

一

当下诗坛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诗歌的网络生态空间的繁荣。这一新兴媒体介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诗坛版图的整体格局，它仿佛一柄双刃剑，深刻地影响了今天诗坛的格局。网络媒体的出现，以其直接、开放和多元的姿态，极大地缩短了诗人、写作同阅读之间的距离，形成了诗的繁盛局面;但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也催生出了诗歌的速食文化，这一便捷的创作方式也造成了当今诗坛整体创作水平不高的窘境，对生活的平面复制，甚至是对他者情感经验的机械仿写，使得诗歌不再是诗人想象力、创造力的表现和凝结，逐渐成为数字化的符号堆砌。新媒体的介入，大大降低了写诗的难度，“诗人”（或者说写诗的人）比以往更容易获得创作的准入通行证，无论谁，来自何方，只要擅于撩拨几笔，都可以在云端寻觅一处栖息“诗性”的虚拟空间。如果说，对照1980年代，诗坛整体存在着“众神吟诗”的盛世，那么新世纪诗歌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这份繁荣则更多体现出“众人写诗”的倾向，一时间，诗坛似乎恢复了往昔的轰动效应，“中间代”“底层”“打工”“新农村”“第三条道路”“地震诗歌”“抗疫诗歌”等命名层出不穷。面对此情此景，学界经常用“喧嚣”“热闹”“震荡”甚至“芜杂”等来形容新世纪以来诗歌的总体印象，而作为在新世纪诗歌继续发力的“叙事性”，则顺应了诗坛发展，形成了叙事的持续“狂欢”。

新诗走过1990年代，“叙事性”已然成为当代诗人竞相实践的写作策略，在经历了以孙文波、西川、臧棣等诗人，以及程光炜、姜涛、钱文亮等学者对“叙事性”诗学话语进行了一系列多角度、多层次的阐发之后，新世纪诗歌在叙事场域中的开掘显得更加的大胆，开拓的步伐更显强劲，覆盖范围更为广泛，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不同程度上进行着将“叙事”融入写作中的尝试，“叙事性”成为新世纪诗歌的美学主潮，进而达到了“狂欢”的局面。“狂欢化”一词源于巴赫金的两篇学术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一理论术语源于西方的“狂欢节”传统，就是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人们打破教义清规、社会理性等级秩序，在一种放纵的、随心所欲的、藏污纳垢的狂欢式民间活动中尽享欢愉。新世纪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狂欢化”特质有着以下两个层次：首先是基于感官认识，“热闹”“喧嚣”的诗坛仿佛一场诗的“狂欢节”，而良莠不齐的写作现状也同“狂欢节”的民间性和大众文化相暗合;其次是“狂欢化”对于消弭阶层、众人平等的强调，所有人都是狂欢节的参与者，没有表演者与观众的主次之分。这也符合新世纪诗坛的总体特征，写作门槛的降低，为诗坛注入了更多新鲜的血液，但大批网络写手也确实缺乏对诗歌神圣感的虔诚度以及打磨诗歌写作技艺所所需要的耐性。“叙事性”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及物化”写作的产物，在世俗化美学范式的牵引下，诗继续探寻着与此在世界、日常生活间的隐秘链接，相当一部分作品显现出诗人对挖掘生活与诗歌之间内在有机连接的虔诚，但滥竽充数之作，对生活的机械复制也不占少数。最后，“狂欢化”还蕴含了非理性对理性的拆解、反抗、消解之意，如新世纪令诗坛哗然的“下半身”，便体现出这样一层含义，陷入了身体叙事的狂欢。

二

相较于90年代诗歌，新世纪诗歌的叙事问题更注重诗歌同现世民生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似乎已经脱离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对于世俗美学的发现所带来的惊喜，更加强调的是诗人同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诗人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力和责任。正基于此，“底层写作”“打工诗歌”“新农村诗歌”“地震诗歌”以及正在发生的“抗疫诗”等一系列同中国生存现场联系密切的诗歌现象，激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新世纪诗歌强烈的“在场”意识，激发了其对“能指”，或者说“物象世界”的极大关注，“一个扛着梯子的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他在寻找从哪里/可以登上青天”（缪立士《扛梯子的人》）， “学生时代，/我跑得很快，/我以为，/终有一天，/我的速度，/足以追上未来。”（陈子敏《追上未来》），从这几句诗中我們能直观地感受到新世纪诗歌的叙事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更侧重于对生活本身、事件过程，以及对物象世界的关注，整体风格更为扁平、澄明和客观。相当一部分诗作在“能指的狂欢”的驱动下，依然寻找着“诗意的栖息地”，依然在占有此在经验，呈现客观生活的同时，找寻“能指”与“所指”间的平衡点，“餐厅安放饭桌/卧室安放床/窗玻璃上安放/四季的阳光”（马铃薯兄弟《安放》），这首诗就在能指的呈现中，包蕴了诗意的美感、情绪的流淌，还有音乐的涌动;而在代薇的这首《晚餐前的一段时光》中，诗人设置了两段并行的时空，虚构了“一次抽象的出逃”，记叙了“一次具体的晚餐”，而“它们同时发生/相安无事”。虽然诗在新世纪依旧面临着“写作的困境”，诗人们依旧坚守着内心的虔诚而面对写作的难度，在艺术的生活化面前，更秉持着将生活艺术化的高度，但无法回避的是新世纪诗歌在叙事维度中的开掘存在着能指过度泛化的问题。一部分诗作，在竭尽所能地制造“能指的狂欢”，却忽略了“所指的经营”，一大批平庸地对生活的简单仿写之作充斥着诗坛，能指的无限膨胀使得新世纪诗歌“诗味儿”愈发的平淡，像这样的诗句——“现在天空有事干了，/现在天空在下雪;/现在我也有事干了，/我在看着天空下雪。”这首诗除了具有一定的画面感，还留下了什么呢？但这类将诗歌中的叙事问题简单等同于“讲出一个故事来”的作品在新世纪诗坛中并不占少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伊蕾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的崛起，标志着新诗“身体叙事”的开端。而新世纪以降，“身体叙事”伴随着“下半身”等口号的出现，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下半身”写作是极富争议的，并且，创作的主体也突破了性别的限制，很多男性作家也加入进了这一场新世纪“肉体叙事狂欢”的浪潮当中。作品多以惊世骇俗的“身体舞蹈”，在纯生理层面进行着本能的欲望宣泄;虽然作品中意欲表现出反抗意识形态的挑衅姿态，但实际上，大多数作品在主动大胆地裸露“下半身”的同时，具有文化符号意味的“身体”已经完全被“一具具在场的肉体”所取代。虽然，这种“狂欢化”似的肉体宣泄以颠覆一切理性经验世界为目标，但对于这“宏伟”的后现代蓝图，“下半身”是否真的可以“挺住”？

三

新时期口语诗的倡导可以回溯至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示范了口语入诗所焕发的活力。随着新世纪之初“民间写作”的风光无限，以及网络诗歌的盛行，“口语”在新世纪又一次成为了诗歌重要的话语资源，且对“口语”的攫取与使用也呈现出趋于狂欢化的姿态。汉语写作中的“口语”是相对于“书面语”而存在的一种语言形式，它的特点是更加贴近生活。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场，随处可见口语诗的创作。“……可什么是‘爱情/我还真不知道/从来没想过/也懒得想/某某兄/既然你问了/我就答嘛”（春树《不谈爱情》），这首诗完全是日常生活中实际交谈形式的再现，不仅词语的选择遵循的是“口语”原则，甚至语气、语调都是遵照口语特征而写作的。口语写诗最大的弊端是“诗味儿”比较寡淡，为了弥补此缺陷，具有创新意识的诗人们探索如何运用口语的鲜活灵动来弥补这一不足，他们认为“口语”写作所遵循的正是语言被说出时那一瞬间的感受，而诗的音乐律动都依赖于这一瞬间所产生的流动感及审美体验，这也恰好是“诗味儿”同口语的结合点。但实际上，能自觉做到这种美学追求的名篇在当下诗坛中并不多见。大部分的“口语化”诗歌，只是打着某种“先锋”的幌子，骨子里并非在追求“有难度的写作”，而是更多地停留于对口语的机械仿写，毫无“诗味儿”的提升。“那头牛身上的虱子真多呀/每一只都肚子鼓鼓的……”“从正面看，香蕉有六只/从反面看，香蕉有七只/现在，我一共有十三只香蕉……”，像这类完全停留在无意义的口语的平流层中的诗作，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口语化诗歌推向非常困窘的境地。臧棣曾说过“诗歌在本质上总想着要重新发明语言”，而诗的味道某种程度上也脱胎于诗人择炼语言同事物相碰触的那一刹那。而在当下诗坛中那些鱼龙混杂的所谓口语诗作，显然毫无诗歌技艺上的突破，在看似灵活多变的词的攫取中，形成的至多是写作上的惰性，而这种艺术惰性的不断滋长，必然会将诗歌推向庸俗的谷底，曾经极具先锋意识的“口语化”，转瞬间跌入了新的意识形态体写作的漩涡，将诗歌从20世纪90年代个性化探索的路径中拖拽到群体性复制粘贴的危机之中。

微信时代的来临，使得诗歌叙事化的发展如虎添翼。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推出了微信APP，这一通讯工具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整个社交网络。在当下，微信不仅仅是一种即时性的沟通方式，它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改变了诗存在的生态坏境。“不少人惊呼，诗歌的春天又来了！”也有学者精辟地指出，随着诗歌进入微信时代，诗歌的发展从对于平民化、大众化的追求，转而进入了“全民化”的新时代。微信的传播方式具有移动性、即时性的特点，编辑方式和阅读方式又具有碎片化和间断式的特征，这些同诗歌文体本身的特质是非常契合的。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微信诗歌早已突破了在微信平台写作和传播这一浅层次“合作”模式，微信形式及其背后的伦理关系也已渗透至诗歌之中，纠结成一股新的“合力”。微信是快节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因此在内容上具有求“新”求“快”的要求，而在形式上则需要短小精悍，在阅读的过程中缺乏连贯性，且在传播与推送的过程中也具有随机的特点，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诗歌的确比其他文体更符合微信的特征，因此借微信获得了新生，持续着“狂欢化”的效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不断满足平台求新求快的需求下，诗的生态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长诗，或者说具有历史价值与经验价值的诗歌受到了忽略，微信诗歌少有历经细心打磨之后的精致之作，更多的是随性而至的一蹴而就之笔;诗歌的叙事显得更加零碎，鲜有复杂精致的结构以及“挑衅”阅读难度的决心与恒心。在微信时代诗歌又一次蓬勃发展的面前，诗歌真正需要的依旧是在艺术上不断精进、不断打磨的作品，和面对诗歌的至诚之心，而不是鱼龙混杂的微信诗中不断满足读者猎奇式阅读的无数“标题党”和话题制造者。

新世纪以来诗歌中的叙事现场所产生的“狂欢化”效应，首先反映出了诗歌整体性的内在焦虑，新诗在“边缘化”的窘境中徘徊，迫切需要诗同时代，同中国的生存现场发生紧密的联系，顺应此需求，诗坛发生了整体性转向——世俗化美学得以形成，诗歌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然而，对“叙事性”这一诗学话语并不应该依凭单一维度来理解和评判，20世纪90年代诗歌所提出的“中年写作”正是对群体性“青春时代”的整体反动，而在当下，诗对世俗生活的倚重与倾斜，以期重塑文学的轰动效应，是否会陷入文艺工具理性化的新一轮陷阱？“叙事性”发生的初衷或目的，正是“修正”诗歌同现实间的关系，而不是单向度复制和苟合，当下诗坛充斥着大量的对“叙事”的无节制滥用，实际上是“叙事性”意识形态化的激进行为，“叙事性”应该重新回归至理性建构的路径。

再者，新世纪诗歌“叙事性”的狂欢化，总是与含混不清的诗的价值标准纠缠在一起。一方面，我们陷入对新世纪诗歌“诗味儿”寡淡的忧心忡忡之中，另一方面，也因诗修正了同中国当下的生存现场所建立的关联，追求写作的伦理与道德关怀而获得了社会和学界的肯定。我们抨击铺天盖地的网络诗歌是粗制滥造之作，缺乏诗的精致，但却对来自“底层”的诗人所表现出的寫作伦理的虔诚，对他们在艺术上的欠缺给予了过度的包容，而调和这一矛盾所需要的，正是在写作的伦理与艺术追求之间修炼新的平衡术，对底层写作的关怀并不是艺术上粗鄙，不求“难度”的遮羞布，而同样，锤炼诗歌技艺的追求也不应偏激地被误解为对写作伦理的放弃。这样的逻辑实际上必然将诗歌又一次推入“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中。诗歌，应该在其内部统一其艺术性和伦理性，这两者本身也是文学的基本属性。而“叙事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正是为了调和这两大属性，在诗歌内部整合诗同经验世界、艺术与伦理之间的关联，这才是“叙事性”最高的追求。

目前这条路依旧任重道远，希望诗歌摆脱新世纪较为混乱的叙事现状，在喧嚣中沉潜，保持冷静、真诚的诗心，主动寻求“写作的困境”，使诗歌在叙事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