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一， 郑晓璐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先秦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与秦汉以后有很大差异。当时姓氏人名的表现形式、功能作用等，也与后世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它们不单纯具有名号的属性，还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族形态、礼俗文化等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发展演变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性质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末，古文字学家刘钊教授曾经指出：“目前的姓名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研究姓氏多，研究人名少；二是对古代，尤其是汉以前的人名研究还不够。第一个倾向是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历史上几乎历代都有研究姓氏的专书，却从无研究人名的著作。第二个倾向是因为汉以前典籍中的资料太少，难以入手。其实汉以前的古文字中有许多人名数据，可以与典籍中的人名进行对比，进行各种角度的研究。”[1]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被大量发掘，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战国简牍更是井喷式涌现，其中的包山楚简[2]、望山楚简[3]、曾侯乙墓竹简[4]、郭店楚墓竹简[5]、新蔡葛陵楚简[6]、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8]等，都包含大量先秦时代的姓氏人名。如果较为系统地进行考察，摸清战国楚简姓氏人名的总体面貌和相关研究态势，可以为很多先秦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随着楚简材料的大量发现和对其中名号问题复杂性认识的深入，学界对于楚简“姓氏人名”的理解亦不再局限于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