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司懿，郑小虎，鲍劲松，张 洁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随着世界航空工业的发展，我国加快了新型飞机自主研发的进程，如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支线飞机ARJ21、中短程双发窄体民用客机C919以及中俄联合研制的远程宽体客机C929等[1]。然而，我国航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在商用大型飞机发动机方面仍是空白[2]。ARJ21和C919所采用的发动机分别是美国GE航空集团所研制的CF34-10A型发动机和法美合资公司CFM所研制的LEAP-1C型发动机。为了促进飞机自主研发，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大型飞机发动机项目列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3]，以充分发挥航空发动机产业为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推动作用。

航空发动机装配是整机制造全过程的关键环节，转子组装则是整个装配环节的核心[4]。如果转子的定心方案设计不妥、装配不当、平衡不好，转子服役时会产生剧烈振动，直接影响整机的安全性。转子组件由鼓盘式回转体零件构成，如图1所示，其具有刚性大、止口定位约束多、螺栓连接过程繁复、级间层次关系复杂等特点[5]。

图1 高压压气机转子堆叠Fig.1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rotors stacking

多级转子装配精度控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偏差表达和偏差传递。在偏差表达方面，实际转子装配一般采用止口定位连接方式。止口结构同时包含一对平面副和一对圆柱副，使偏差在传递路径上形成局部并联回路，因此，传统针对局部特征的串联表达方法不再适用于该类型的装配连接关系。在偏差传递方面，现有的偏差控制手段多聚焦于平面尺寸链建模和极值法分析，难以综合考虑连接特征上丰富的形位偏差信息及其相互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