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崇明，原 超

（1.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广东深圳518060；2.山西大学社会哲学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社会治理活动中。“吹哨报到”治理模式最早发轫于2016年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的打击非法偷盗专项整治工作。平谷区赋予金海镇“吹哨权”，执法部门需要及时响应“哨声”，从各自负责的领域入手，下沉到一线进行联合执法。该模式后来被北京市作为一项城市治理改革创新机制，并在全市16个区开展试点，其简约高效的运作机制与显著成效迅速被推广复制到全国各地，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即党建引领下的“吹哨报到”模式。“吹哨报到”模式针对基层治理中需要市区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事项，由街道乡镇提出工作需求、发出集结号令（“吹哨”），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到基层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报到”），通过这种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了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依靠居民、依法有序组织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

“吹哨报到”现象引起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并主要围绕其运行机制与治理效果进行了诸多有益的讨论。一方面，“吹哨报到”模式在不增加治理资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聚集了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从而构建了“党领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1］对于完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