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毅 LU Yongyi

本期专栏的组稿人是90 后建筑师张峰，他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 Zürich）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创业。2020 年，他一边投入设计实践，一边和几位有同样留学背景的建筑伙伴完成了翻译和校对工作。年轻人表示，发起此项工作是希望再为《建筑师》杂志193 期 “专辑：瑞士当代建筑 ”做个续篇。那本专辑共收入文章19 篇，不仅有对瓦勒里欧·奥加提（Valerio Olgiati）、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帕斯卡·弗拉默（Pascal Flammer）、拉斐尔·祖伯（Rafael Zuber）等多位瑞士当代建筑师及其设计思想的介绍和解读，而且还有对彼得·马克力（Peter Märkli）、赫伯特·克莱默（Herbert Kramel）等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教师关于设计教学的研究和访谈，以及建筑历史学家沃纳·奥克斯林（Werner Oechslin）的综述性文章。但在张峰看来，这本内容相当丰富的专辑，比较偏向于呈现一幅“创新”的瑞士建筑师群像，而其实这些偏重创新的、特别是主张“无参照建筑学”（Non-Referential Architecture）的建筑师还是少数。留学经历让他看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设计教育已不再沿着单一模式发展，当代瑞士建筑更多是“有参照”的，其主流可称为一种 “继旧开新”（Altneu gestaltet[1]）的建筑学。因此希望这个“续篇”能进一步呈现瑞士当代建筑设计及建筑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本期专栏收录了6 篇文章。从内容上看，称为“专辑：瑞士当代建筑”的续篇并不贴切，因为研究对象不限于瑞士，还包括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人物和案例，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倒也恰当，因为所有作者都是瑞士学者和建筑师，并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组稿人还曾考虑将这个专栏冠以“欧洲住宅专题研究”的主题，似乎过于狭义，理由是，各篇文章虽然是都从住宅入手，但事实上探讨的都是建筑学的基本问题。最后以“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研究——‘继旧开新’的建筑学及其多样性”这个标题为“续集”命名，一方面突出组稿人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加深我们对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教学的认识。诚然，面对6 篇文章涉猎议题之广，部分专题研究之深，写导读对笔者而言确是勉为其难。因此，以下的文字权当是一位先睹为快者做的一点“剧透”和心得吧！

“石屋”的设计语言及其时代性

首先打开的是当今很活跃的建筑理论和评论家、策展人菲利普·乌尔施布隆（Philip Ursprung）撰写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石屋——在人文与非人文之间》一文。对于这个众所周知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de Meuron）的成名作，会有怎样的一套话语展开阅读和评论？作者在文章开始以类似“人工与自然之间”这样一个常规议题出发，逐渐把读者引入两个非常规概念组合的主题讨论中，从而使作品的独特设计理念逐层展现。在第一个主题“混凝土方格框架与装饰的概念”中，作者揭示了石屋最具“结构”形象的混凝土方格框架设计如何“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装饰物”，使装饰概念在开放中产生“统一和融合”的作用。第二个主题“石质薄膜与图像”，分析了建筑师以类似方式将砌筑在框架间的填充石块从“坚固厚实”的墙面转向一种“石质薄膜”，让石材的自然物质特征向“图像”（image）转化，显现出“如画”的、充满色彩感的表面。因此，两种物质都在概念转换中成为人文与非人文间的“调和剂”。

这番视觉分析透出作者解读现代艺术作品的熟练技巧，然而石屋的意义不止于此。回到住宅设计建造的20 世纪80 年代的语境中去体味，两组非常规概念的组合正暗含着 “现代”与“后现代”在对抗中的融合，而建筑师恰是以这种方式既超越现代建筑的技术主义，又毅然拒绝了“后现代主义”式的文脉与联想。不错，石屋设计以“未完成”策略，抵抗任何一种“过熟”（over-familiarized）形象，正如作者在第三个主题“处理不连贯性”下进一步指出的，建筑师事实上要抵制落入任何一套理论框架之中，无论是“自主性” “自我指涉” “类型学”还是 “批判的地域主义”。这让人想起在作者主持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gta）成立50 周年论坛”上，赫尔佐格“藐视”一切理论学说的姿态。[2]对建筑师来说，石屋设计就是 “一系列不连续的单独事件（singularities）的累积”，“没有任何东西理所应当”，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人文与非人文之间”，让石屋成为当时一股能穿越时代大潮的清流。而在笔者看来，也正是以这种开放性，建筑师让自己成功地从现代的遗产、后现代的多元理论以及各种自然与艺术中汲取最丰富的营养展开设计，并又能从任何定式中脱颖而出。

城市建筑学，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赫尔佐格曾明确表示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学习经历中“罗西也许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阿尔多·罗西在这个教学机构中短暂教学却影响深远的历史，看似众所周知，但却并不为我们真正了解。在《继旧开新——城市住宅设计》中，米洛斯拉夫·锡克（Miroslav Šik）介绍了自己在40 年教学与实践中形成的对典型欧洲城市住宅类型研究与设计的经验成果。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曾同时担任罗西助教的锡克和莱茵哈特（Fabio Reinhart）创立了“类比建筑”（Analoge Architektur）教学与设计方法，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进入系统化实践，这也正是石屋设计、建成之际。锡克被认为是罗西理论的忠实实践者。的确，他将城市建筑分成公共的和居住的，定义住房就是“一个有生活气息（Wohnstimmung）的居所” 和“一个城市的片段”同时建造的结果，“居住建筑中充满了各种原型（Archetypen）”，这些论点都来自为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建筑学理论。但文章的意义在于，作者展开了如何将罗西理论中的类型学在城市住宅设计教学和设计实践中得以生动而具体转换的途径和方法。如，到传统空间序列里去发现“充满回家的仪式感”，体会其中“像轮换主角的现实世界剧场（Teatro Mundi）”的生活气氛，提出 “中舒适”（Midcomfort）的概念，形成构建城市“新旧糅合体”（Altneu）的策略，以实现“继旧开新“的目标，都是将城市建筑学理论通过教学方法真正转化到现实主义理性之中的有效探索。

吉斯·克里斯蒂安（Kees Christiaanse）和爱德华·舒曼（Edward Schuurmans）撰写的《荷兰当代住宅变迁：历史、类型及城市设计策略》可以看成上文的姐妹篇，作者通过对一个复杂案例的综合叙述与分析，立体地展现出一种基于类型学理论的城市设计实践的途径与方法是如何建构的。作者花费不少笔墨，从独特自然条件、全球贸易、填海造田、土地模式以及生产、商业与日常生活之关系等多维视角，形成包括荷兰怎样延续与水关联的城市文化传统、住宅类型又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系统性认识，也引导了对二战后荷兰现代住宅建设的批判性回顾。这对将要展开的阿姆斯特丹海滨项目中住宅设计的类型学讨论，构建了坚实的认知基础。文章着重分析一个港口再开发如何为大城市内城带来复兴的契机，如何能在城市密度、住宅类型、融资模式、公共参与等各种因素中制定实施计划，虽然对于如此复杂又相互缠绕的诸多问题，作者只能点到为止，但却全面展示了类型学理论的城市设计是如何真正建立在现实主义框架之上的，体现出作为多年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建筑师在理论付诸实践过程中的综合力。文中关于如何承续城市历史、发展兼容生产和生活的“高密度混合社区”的住宅设计探讨，是其类型学实践的闪光之处。

一位较陌生的意大利建筑师

《历史环境的营造：米兰建筑师路易吉·卡其亚·多米尼奥尼的住宅项目》一文将一位相对陌生的意大利建筑师带入了我们视野，这看起来是继续为我们认识意大利现代建筑之路补课。但事实上，即使到了“后现代”时期，这位二战后成长的建筑师在欧洲内部也是边缘人物。他看似与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等设计师一样，善于应对复杂的历史环境，但却乐于走折中主义路线；相比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和乔治·格拉西（Giorgio Grassi），他既无意理论建树也无设计定式；而作为为富裕者服务的建筑师，他又是遭建筑评论界主导人物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反感的“米兰专家”。在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1988年为《A+U》精心编辑出版的、包含93位建筑师作品的《意大利建筑（1945—1985）》专辑中，也未能找到卡其亚的名字。然而，1980 年代以来，部分瑞士德语区学者却开始关注他的作品，其研究成果于2013 年集结成一个杂志的专辑，2014 年，该文作者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完成了专门研究这位建筑师的博士论文。

在笔者看来，文章以二战后意大利建筑界核心人物，《卡萨贝拉—延续性》 （Casabella-Continuità）主编厄尔内斯托·纳坦·罗杰斯（Ernesto Nathan Rogers）的评论切入主题，而且，罗杰斯是以 “活泼的实验主义”这样的定位赞扬卡其亚，称他的作品正是支持其“历史环境理论有效性的实例”，这很值得引发我们自己的反思：对延续性思想（Continuità）我们究竟有了怎样的认识？按作者的意思，如果没有理解罗杰斯的 “预先存在的环境（preesistenze ambientali）”，也难以理解卡其亚建筑设计中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历史环境应被理解为“经过设计的历史连续性”和“经过设计的空间连续性”，这或许是我们阅读卡其亚作品中 “鲜明、流动、不羁的折中主义”以及实现现代艺术般的“通感体验”时最为核心的问题。继而我们也可以联想，卡其亚的“活泼的实验主义”是否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 “没有任何东西理所应当” 的信条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一位“折中主义”者被重新发现，既意味着历史连续性的设计途径总是在突破以往的局限而日益多样，也说明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观与伦理观切实发生了转变。

“迟来”的让·普鲁维

法国建筑师让·普鲁维（Jean Prouvé）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不过至今国内各期刊鲜见较有分量的相关学术文章或译文发表。因此，本专栏发表《协同技术——“让 · 普鲁维工作室 ” 关于装配式技术及工业化建造的探索、发展与思考》，其意义不同一般，而且仔细阅读即能发现，作者马库斯·彼得（Markus Peter）对普鲁维设计思想与实践研究所达的深度和高度，在西方建筑界想必也是凤毛麟角。

该文以让·普鲁维工作室在第九届国际现代建筑大会所展示的 Maison AlBa 原型为切入点，追溯普鲁维及其工作室二战后在工业化建造及装配式技术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尤其是如何将建筑设计作为一种实验方法的探索。很显然，工业生产与工业设计师密切合作的行业模式直接激发了普鲁维，他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一种在飞机和汽车工业中早已存在的生产过程”，就是说，他要以技术为前提，寻找“技术导向和技术驱动的生活方式如何变得可触可感”的设计和生产之路。作者因此特别指出，普鲁维从不会说“我想要设计的房子是如此这般”，而是会不断问自己“我该如何完成这个房子的建造呢？”

文章以极为详尽的叙述，带领读者认识普鲁维的工作过程：这是一个从构件生产线出发，将材料性能、加工工艺、结构静力学、节点构造、生产和施工流程与时序、手工转向工业化的装配工艺直至与家庭和邻里单元生活方式及品质提升这一系列因素如何融合在设计过程之中的实验探索，从中形成的“协同技术”理念及其目标内涵就在于此。然而，作者的研究显然并不止于普鲁维的实验本身以及成果的成败，而是要借此将新技术之于“物质生活世界”的关系推向深刻的历史思考，以强调实验性工作将如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者指出，探讨实证研究与建构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在15 世纪以来的科学领域即已被认识的研究方法，这种关系是一种交互作用，也是一种迭代的过程。因而，实验的成果首先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能够捕捉其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思维。在普鲁维看来，“协同技术”的设计“是一种技术规范的行为”，而作者同时也引用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的观点，实验系统的构建又具有一种“可能性的游戏（jeu des possibles）”的特征。或许这就是实验的双重特质？毫无疑问，高度的专业性和新知识的构建是掌控技术的必然门槛，而关注“通过这些实验，建筑是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终究是技术之于建筑的根本要义。对笔者来说，读懂普鲁维的实验过程，理解文中引入的多位哲学家关于技术与人类社会、文化关系的深刻讨论，都是艰难的。不过，如何使不断涌来的新技术成为一种不再进入“乌托邦领域”的文化，一定是作者试图通过普鲁维的实验来论证的重要观念，或许巴什拉在 “技术群体的规则” 的论述更加明确，即，“理智的客观性、技术的客观性与社会的客观性是该类文化的三个紧密相关的特征”。

《英国住宅》及其“平面的科学性”的追溯

出自建筑史教授洛伦特·施塔德尔（Laurent Stalder）的《平面的科学性：住宅建筑及其相关问题（1860—1930）》一文，是有关现代建筑形成期的专题研究，不仅视角独特，而且严谨密实，步步深入，切实让人感受到ETH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gta）坚实的学术传统在这位年轻主任身上的传承力。

20 世纪初现代建筑的流动平面（flow plan）或开放平面（open plan）是由何种观念推动形成并被广泛接纳的？是“如画”美学对学院派的成功抵抗，还是新技术带来的“解放”？从旧议题中产生新困惑，是深化研究的常见方式，而要从史学中引发启示性，更在于探摸“新线索”、呈现“新发现”的过程中。作者从我们似乎已熟知的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的名著《英国住宅》（Das englische Haus）入手，引导大家追溯到对这位德国早期现代主义者影响至深的另一本书——19 世纪英格兰人罗伯特·克尔（Robert Kerr）撰写的《绅士之宅》（The Gentleman’s House）。在克尔这部很可能令以往现代建筑史学家兴味索然的专著中，作者却读出了“平面的科学性”（Wissenschaft der Planbildung）的设计思想萌芽，其关键点就在，克尔采用“细分”平面的方式为“绅士之宅”设计展开精密研究，实际上是为建筑设计开启了关于私密性、舒适度和方便性的科学思维时代。接着，作者在“通衢式的整套系统”标题下进一步说明，这种精密设计根本上是基于功能需要、应对一套不断变化的集合要素的精准组织，是一种设计原理，其结果带来的是“千变万化”（multifariousness），而非任何特定的形式。这段分析的字里行间是否带有批判意味，隐射后来者无知且无视现代建筑萌芽期原有的丰富内涵。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项历史研究的精深之处，不仅在于对“科学性”起源的再发现，更在于揭示了这种思想形成与传播过程的复杂性。作者一开始就指出，为“绅士之宅”的精密研究，是由当时英国社会欲为上流中产资产阶级不断提高居住品质的愿望所驱动的，但这也将带来了 “社会关系史无前例地分化”，并还暗指，这一“科学的”平面被现代主义者所忽视，或许正是此因所致？而在最后两个小节中，作者以更宽阔的历史背景，呈现“平面的科学性”观念在被引入德国的过程中是如何与其社会、文化和新知识环境的复杂因素相互关联和缠绕的，从而深刻指出，尽管克尔的研究为穆特修斯即将超越社会分化、摆脱民族主义以进入一种设计方法论奠定了基石，但最终，必须论证其在德国文化历史中的正当性，仍是这一转化过程难以逾越的一步。文章由此再扩展到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维奥莱·勒·迪克、弗格森和弗莱彻等人，揭示出在他们的世界建筑史研究中都藏匿着相关问题的纠缠。因而，作者得出“从一种民族学视野下的世界建筑史到一种规范化的国家历史，只有一步之遥”的论点，并用一幅画生动呈现，实为文中的点睛之笔。对笔者来说，这一历史研究建立的新认知，还可以联系到柯林·罗的《理想别墅的数学》或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的《人物、门、通道》，[3]等著名的相关研究，从中思考和认识隐藏在现代建筑设计观念背后的多重坐标。

结语

这6 篇文章，继2018 年的瑞士当代建筑专辑，不仅进一步展现了瑞士当代建筑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些从 “富有创造力的边缘地带”走来的、生机勃勃的人物、作品及思想，始终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这个建筑教育机构的坚实发展紧密关联，或者根本就是它的一部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际建筑交流极其广泛，但似乎没有一个学校能像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这样，引发我们如此持续地关注和学习。从“南京交流”计划起，到以顾大庆设计基础教学改革实践为代表的成果，[4]再到如今各院校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多线合作，尤其是这新一代充满进取心的留学生开启的又一轮深度学习，不仅能让我们持续追踪一所高质量建筑院校的创新发展，更能作为一面镜子，不断思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之于我们的独特意义，从而审视我们自身建筑教育的发展及其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轨迹。

虽然笔者仍是远距离考察和学习，但也能体悟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教育的这样三点要义。一是“继旧开新”为根本，这不仅是对待城市建筑或地域环境的基本态度，也贯穿于对待所有设计活动的认识中，即，创新首先是文脉和关联性的重构，因为“没什么是已然存在的”。这种观念其实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史学家的研究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从沃格特（Adolf Max Vogt）对勒·柯布西耶作品的“考古”研究、奥克斯林对现代建筑渊源的深度挖掘以及施塔德尔在技术—文化史上的新拓展，都是在批判其前辈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建筑体现时代精神的历史观，纠正伯纳德·霍斯利（Bernhard Hoesli，1923—1984）和形式认识与设计方法，以重现现代建筑与历史丰富而复杂的联系。二是对方法论的不懈探索，无论是从霍斯利到克莱默的基础设计教学法，还是到罗西类型学理论在锡克的住宅与城市设计教学中的转化，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执着于为设计教学建立有效方法论的追求一直有典范效应，已形成了为形式的产生建立实证过程的教学传统。一方面，方法是途径又是捷径；另一方面，建立方法也是为新旧知识重构秩序的过程，是开放而多样的，例如，安妮特·斯皮罗（Annette Spiro）与建筑史密切结合的设计基础教学方法，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5]三是坚持物质技术是建筑文化的基石，这是森佩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或许也是瑞士文化传统的典型呈现。无论是学生在设计课程中严格的结构设计训练，还是马库斯·彼得对普鲁维设计建造体系如此精深的研究，都充分显现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坚守以高度专业的能力获得对物质建造的征服的教学宗旨。就是在“石屋”设计中我们也能清楚看到，其建筑“图像”与“装饰”是如何在与建造技术的互换表演中获得的。

注释

[1] 德语，直译意思为：组织“新”与“旧”地设计，张峰注。

[2] 论坛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举办，由该文作者菲利普·乌尔施布隆（Philip Ursprung）主持，科特·福斯特（Kurt Foster）与赫尔佐格（Herzog）是论坛嘉宾。

[3] （英）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著.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及其他文章[M].刘东洋 译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4] 建筑师，2018（3），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 安妮特·斯皮罗，王英哲. 工具的诗学[J]. 时代建筑，2012（02）：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