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老子其人、其文都极奇持。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向老子问礼，此说若可信，则老子当与孔子同时代。《老子》巍巍五千言，理论体制之宏大，似乎超越了时代。商、周时期，由于工具局限，为文艰巨，问天卜卦，刻之于甲骨，三言两语而已。邦国记事，铸于钟鼎，征伐、祭祀、赏赐，铭文不过五十来字。西周毛公鼎铭文最长，四百九十余字。《尚书》（就其可靠者如《盘庚》为代表），基本是记言。《尚书-周书》中的诰、命、训、诫、誓，不仅记事，而且记言，乃一大进步。官方文书，不惜辛劳铭铸。民间交流，口头对话，限于现场，随时而逝。《论语》为孔子逝世后近一百年其门人及再传弟子追记，再逐渐编撰成书。冯友兰先生说，此前还没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将私人对话以文字载之于竹帛，突破现场时间和空间，传之后世，是传播学上伟大的革命。然皆为片段的语录，还没有做文章的自觉。在《论语》以前之《春秋》记事极简，少则一句，多则数句。《尚书》属官方，故记言稍长，为某一具体问题作说服训诫，虽反复说理“然道理却不多”。

《老子》长篇大论，是《论语》以后的事。在中华文化史上，其伟大之处体现在：第一，不是官方文书，而是私人著作;第二，不是具体记事，也不是特殊问题上的说服、训诫;第三，既无具体现场，也无特殊对象，全是高度概括、抽象的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既有形而上的思辨，又有形而下的论辩和批判;第四，篇幅巨大，八十一章;第五，传播非官方思想，有了做文章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