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莲霆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从古至今城市公共空间一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密切相关，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科领域及跨学科领域研究的重点。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不仅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城市活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更好地促进城市的风貌和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达。

1 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溯源

在未出现“城市公共空间”这个名词前，城市公共空间就伴随前人的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出现在人们的身边。从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溯源来看，中国与西方对主要城市公共空间的空间价值认知、概念界定、使用形式等有着极大的不同，比如“广场”，西方最早的“公民广场（Greek Agora）”可追溯至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集会场所。广场是西方人最主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动场所，无论是日常生活、宗教集会还是作为军队胜利的表彰舞台，广场都是起到给各种行为活动提供象征性空间的作用。拿破仑曾将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称为“欧洲最美客厅”。中国对现代城市广场性质的认知始于20世纪初，当时受日俄管辖的影响，在东北地区的规划设计中，日俄建筑师在道路交汇处设置了城市广场，如“尼古拉耶夫广场”，即现在的大连中山广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广场等形式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动，由于社会生活及价值观念的不同，人们外显与行的行为活动与观念认知也就会与西方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其实中国有世界史上最悠久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与生活行为秩序。如距今六七千年的陕西姜寨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都发现了占地面积较大的广场遗址。到封建时期发展相当成熟的坛庙广场、殿堂广场、阅武广场等；清明上河图中宋代繁华的街市空间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生活的悠久与完善[1]。

2 “城市公共空间”名词的出现

作为特定名词，“城市公共空间”最早并非出现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领域，而是政治学、社会学等及相关的著作中[2]。20世纪50年代，在战后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家百废待兴，城镇管理建设如火如荼。“公共”与“私人”相对，在西方，“城市公共空间”主要指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非私人空间，是社会表达民主的场所，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60年代，建筑、规划领域的学者纷纷对城市的建成环境做出评价，在以芒福德（L.Mumford，1960）和雅各布斯（J.Jacobs，1964）为首的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均出现了“城市公共空间”及对其相关内容的研究。此后，“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逐渐被本学术领域及普通大众熟知[3]。

相较于现代主义的功能至上，“城市公共空间”概念的出现更加强调以人为主的城市的文化生活，更加注重建筑与城市设计对城市物质形态与社会生活的塑造。因此从“城市公共空间”出现到现在一直是本学科及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4]。

“城市公共空间”名词的出现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先于“城市公共空间”出现且与之强相关的名词有“开放空间”“外部空间”等；另外与之相关的名词还有“城市空间”“场所”等，以上均为学科领域探索研究的热点。

3 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

《雅典宪章》（1993年）和《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分别是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产物，前者主要以柯布的功能主义为主，而后者更强调城市的有机组织与功能混合。两部宪章均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界定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分类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从使用功能角度，汉娜·阿伦特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既可以给人们之间制造距离和使人们互相隔绝，又有可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为社会性交往提供场所和机会的空间[5]。卡尔（Carr）等人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就是在日常生活及节假日里给人们提供具有不同使用功能活动的场地，以增加人们的凝聚力[6]。

从可达性角度，英国学者马修·卡蒙娜（Matthew Carmona）等人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可以自由到达的与建筑及自然环境相关联的场所[7]。

从空间尺度角度，李德华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了界定，狭义上是指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室外活动空间；广义上是指商业区、城市绿地等公共设施用地空间[8]。

从功能作用角度，王鹏将城市公共空间比作城市的“起居室”“橱窗”，即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交往活动及其他服务的开放场所[9]。

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界定亦有所不同，加之城市公共空间涉及学科较广，因此很难对“城市公共空间”形成统一确定的定义。

4 城市公共空间的分类

当前的相关研究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分类方式应用类型学，且多是基于人的使用角度，从空间功能和形态维度将城市公共空间分为广场、街道、绿地、公园等。

孟彤就曾在其著作中对城市公共空间从十二个角度进行了分类和归纳总结，分别是按照空间尺度；按照区位等级；按照空间的形态和尺度，并以同空间相关联的建筑为参照；按照用地性质；按照空间的封闭程度；按照空间对公众的开放程度；按所有权和使用权性质；按空间在城市中的地位；按空间的自然、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按照景观生态学的空间分析模型；按照城市的四类主要功能以及按照空间界面类型进行分类。

由上可知，不同的分类角度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与设计标准，这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提供了具体研究与实践指导方向。比如按照空间的尺度、区位等级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性质角度分类，适合于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分层规划控制与管理。但并不是所有的分类角度都是可取的，比如按照空间界面类型进行分类从根本上就不太妥当容易造成一定的混乱，因为同种类型空间的界面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5 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

不论中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都与母体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休戚相关，可以说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变化是一座城市化进程的具体表征，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也直接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与人们的生活质量。

城市设计之父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一书中总结了城市空间设计的三个重要理论：图底理论、连接理论、场所理论，这些理论为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优化与提升指明了研究与设计方向。

同济大学的蔡永洁教授全面研究城市广场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空间形态类型，揭示城市广场品质包含社会品质和空间品质两个方面。

为更好地分析空间品质问题，国内外学者同时对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评价原则、评价维度、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等。

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评价体系的构建来更好地研究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具体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评价方法也从主观、定性描述逐渐优化为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来进行评价，并形成了不同的、越来越完善的评价体系，这对当前如何提升建成环境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空间品质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始研究，且多集中于对居住环境的评价，之后才逐渐开始对建成环境中的城市公共空间品质进行评价研究。其中，周进、黄建中的城市公共空间品质评价体系是目前研究中较为完善的一套评价体系[10]。

在定量研究方面，数据来源多以多元数据为基础并结合计算机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量化评价主要围绕两大块：评价数据的选取与分析和评价指标及权重的确定。龙瀛、徐磊青、黄舒晴、叶宇、陈菲、盛强等学者均是基于大数据和软件计算分析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量化分析的同时提出了品质提升策略。

6 结语

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非必要出行、驻足停留时长及活动形式的多样性，进而影响到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针对中国城市空间问题及其背后机理的深层考虑，朱小地在《中国城市空间的公与私》中提出了城市空间界面理论，“从空间品质不高的问题表象，追溯到权属不明、全债不一致的社会运行深层机制原因，以期对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品质改善提供参考。”陈竹，叶珉也指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不仅是物质空间环境，还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内涵。因此设计师只有正确认识城市公共空间的内涵与外延才能设计出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让城市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