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凤姣，刘文杰，丁 壮，唐佳慧，姜淑玲，郭文强

(1.井冈山大学 医学部，江西 吉安 343009；2.聊城大学 生物制药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0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耐药菌尤其多重耐药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己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和严峻挑战。具有复杂耐药机制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氏不动杆菌等耐药菌的出现给临床创伤治疗和细菌感染预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使得耐药性问题成为了临床上关注的焦点[1，2]。随着国内外抗生素的滥用和误用使得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的快速出现，这极大地降低了抗生素对人和动物体内多种病原体的治疗潜力，严重地威胁着抗生素治疗的有效性和人类健康[3]。耐药细菌所致深度感染已构成新世纪抗感染治疗的新挑战，早在 2011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提出“控制细菌耐药的全球性策略”，将细菌耐药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危机[4]。细菌耐药性的迅速上升和新抗生素的不断减少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力研发以控制耐药菌感染为主要目标的新结构、新靶点和新机制的新抗生素，是当前医药界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5,6]。然而，与耐药现状不相符的是新结构、新机制的抗菌药物研发却明显滞后，在后抗生素时代亟需挖掘新型抗生素类药物来应对日益严峻的耐药问题。

天然产物因其广泛的化学和生物学多样性，作为新型分子骨架的重要源泉，已成为潜在的药物先导化合物宝库[7-9]。随着微生物药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普通生境来源微生物资源出新率越来越低，新生境资源的发现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