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玛塔·佩莱格里尼（Marta Pellegrini）

[意] 朱利亚诺·维瓦内（Giuliano Vivanet） 2

（1. 佛罗伦萨大学，佛罗伦萨 50100；2. 卡利亚里大学，卡利亚里 09100）

一、引言

大约在20 年前，研究者首次提出需要基于证据的教育方案与实践（Davies，1999；Hargreaves，1996）。此后，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研究开始涌现，它们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评估可复制的教育方案，为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决定提供证据。与此同时，社会对证据驱动的教育的兴趣飞速增长，教育政策也逐渐转向支持证据在决策过程中的使用。

根据Davies 的观点，“以证据为依据的政策”特指“将最佳证据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从而帮助人们做出关于政策、方案、项目的明智决定”（Davies，2004，p. 3）。相反，“基于观点的政策”将意识形态或者个人观点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当谈及证据在决策过程中的使用时，还有的人更喜欢使用术语“证据驱动”，而不是“以证据为依据”。根据Slavin 的说法，“证据驱动的改革”特指“一类政策，它们鼓励使用经严格的研究证实有效的方案或实践”（Slavin，2019，p. 1）。该定义强调通过实验评估来决定有效的、可复制的、结构化的方案，而不是强调去传播“有效实践的一般性原则”（Slavin，2019，p. 2）。但是，欧洲的作者和倡议更倾向于使用术语“以证据为依据的教育”（例如Brown，2015；“欧洲以证据为依据的教育政策与实践”项目）。该术语对研究与政策的启示在于：在研究方面，证据的来源不仅是实验研究，还常常包括质性和混合方法的研究；在政策方面，欧盟的文件对证据在教育决策中的使用是采用引导的方式，而不是明确要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