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伯特·斯莱文 ( Robert Slavin ) 张志强 ( Alan C.K. Cheung ) 庄腾腾

（1.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 21201；2.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999077；3.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Bridgeland & Orszag，2013；Gueron & Rolston，2013；Slavin，2008，2013，2017，2019；Slavin & Cheung，2017b）特指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将关于有效性的证据作为标准，遴选各类教育方案、教育产品及教育实践。有效性的证据要基于严格的教育实验，其会持续较长时间（例如一个学期或更长时间），实验组学生将与使用传统方法的控制组学生比较成绩。理想情况下，学生、教师或学校会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控制组（Bucks & McGee，2015；Gueron & Rolston，2013）。最低要求是需要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在成绩、人口统计学变量等前测中是匹配的。需要注意的是，该定义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传播关于有效教育实践的一般性原则，因为这些信息通常不会对实践或结果产生多大影响（如，Hemsley Brown & Sharp，2003；Weiss et al.，2008），相反，该定义是指支持使用某些特定方案的改革，这些方案通过与控制组对比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是有效的和可复制的。

尽管证据驱动的改革会用到所有类型的研究方法，但是能够与常规实践相对比以确定创新方法效果的独特工具，正是实验或准实验研究。在教育实验中，学校、班级、教师或学生被随机分配到采用创新方法的实验组，或继续采用常规实践的控制组。准实验与实验具有相似性，但准实验没有采用随机分配，而是根据先前成绩和其他因素匹配学校、班级、教师或学生。在这两种情况下，分组的水平都很重要。在学校水平随机分配或匹配是最理想的，因为在学校内部进行随机分配或匹配时，往往会担心实验方案外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