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需要举行宣誓仪式

他描述当时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

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922年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但“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最终，严酷的现实粉碎了邓小平的梦想，“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变成了泡影，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迫使他重新对人生作出新的抉择。

“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事，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1920年9月11日清晨，16岁的邓小平和同学们从上海黄浦码头出发，乘坐邮船“盎特莱蓬”号奔向法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实际上是最底层的货舱，里面堆放着各种货物。近百号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忍受着蚊虫的叮咬。

9月14日，邮船经香港停留一日。邓小平虽然看到香港“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房屋整齐”，但一想到香港仍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不免感到屈辱。

9月24日，邮船到达新加坡，停留一日。邓小平上岸参观。有的乘客故意把钱币扔到海里，让乞讨的穷孩子们潜入海中去把硬币摸上来，他们以此为乐。看到这些，邓小平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邮船经过印度洋时，经历了三天的风暴。当时风暴裹挟着海水，掀起山峰般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在这样的风暴中犹如一叶扁舟，被反复掀上浪尖，又打下谷底。邓小平和同学们“不但一点儿东西也吃不进，就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10月初，邮船行经阿拉伯海。由于此海域有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危险物，为防不测，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在船上进行救生练习。

10月19日，邓小平与同学们历经39天的海上航行，行程达1.5万多公里，终于抵达法国马赛港。这段日子虽然艰苦，但也让邓小平眼界大开。一路上他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的繁荣，也看到资本主義的黑暗与腐朽。次日，《小马赛人报》报道：“约一百名中国青年来到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赴法国勤工俭学，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1964年2月，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时曾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事，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生活的痛苦，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

到达法国马赛港的第三天，根据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

巴耶中学主要的课程是法语，并要求学生初步领略法国的文化风情。学校作息管理严格，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差”。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战争期间那样紧迫，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了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境遇。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一千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尽管省吃俭用，但邓小平随身所带的费用仍旧很快用完了。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与其他18位同学一起告别学校，前往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加入了打工族的行列。据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开支细目账记载，邓小平当月应付学校费用244法郎65生丁。邓小平希望能够通过劳动挣钱，继续读书。他在法国唯一一次正规的学校教育至此画上了句号。

192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最大的军工厂——施耐德钢铁厂录用了他。在施耐德工厂，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当散工。散工，即杂工，他们没有固定工种，视工作情况需要而流动工作。散工的地位低，劳动强度大，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

刚进工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轧钢车间内温度在40℃以上，可邓小平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为了防止火星灼伤脚背，还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坚硬，不利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更可怕的是，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到这段经历时说：“老爷子在法国留学那时候，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就做这个工作，那时候留学就是做苦工。”

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劳动环境如此危险，每天却只能换来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理想，千里迢迢来到法国，体验到的是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远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邓小平不得不作出离开的决定。4月23日，邓小平辞去在施耐德钢铁厂的工作，去了巴黎。厂方在辞职原因一栏注明：“体力不支，自愿离开。”后来，邓小平多次说，他个子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吃不饱饭。

邓小平第一次失业了。4月下旬，他回到巴黎，住进华侨协社，等待做工机会。从4月26日起至10月，邓小平只能靠领取中国驻法公使馆发放的每天6法郎维持生活。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在此期间，邓小平曾做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他后来回忆说：“生活的痛苦，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恶略有感觉。”

到了1922年，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招工。2月，邓小平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位于巴黎以南120公里处的蒙塔尔纪，随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一个叫夏莱特的小城。夏莱特靠近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喜欢聚集于此。邓小平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在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做工。哈金森橡胶厂当时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轮胎出名。

工作相对稳定后，邓小平有了一点儿积蓄，想继续求学。10月17日，邓小平辞掉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11月3日，他带着做工挣得的钱和家里寄来的一小笔钱，离开夏莱特来到塞纳，打算在夏狄戎中学学习，但因学费不足，最终没能入学。

邓小平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无奈之下，1923年2月初，邓小平再次回到夏莱特市，继续到哈金森工厂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他又一次离开哈金森工厂。档案卡上所注的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厂方人事部对他非常不满，在他的工卡上写道：“永不录用。”

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样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共产主义。

入团宣誓时，年轻的邓小平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心脏怦怦跳动

在法国，严酷的现实粉碎了邓小平的梦想，“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变成了泡影，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迫使他重新对人生作出新的抉择。

性格开朗、乐于交际的性格使邓小平很快融入赵世炎、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圈子里。在人生观形成阶段，邓小平的信念是很纯洁的，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履历表时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王若飞经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谈，向他介绍革命思想。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有自己劳动生活的切身体会，有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再加上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观点，邓小平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他开始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参加一些活动，受到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1923年6月，邓小平来到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过程，邓小平在1926年1月写的自传中说，“1923年5月我将离开蒙塔尔纪时，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

這是一个确定人生航向的神圣时刻，需要举行宣誓仪式。年轻的邓小平心里充满了紧张、兴奋，直到50多年后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描述当时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1980年2月5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修改党章的意见时，他提到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必要性：“党员一章中增加了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蔡畅）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加入共青团后，邓小平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团工作中，成为坚定的积极分子。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发展一批学生加入组织;在《赤光》上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同“国家主义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参加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重大集会上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讲。他因而成为法国警察重点监视和驱逐的对象。

1924年7月，邓小平当选旅欧共青团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这样，邓小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还不满20岁。

留苏期间，被同学称为“小钢炮”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巴黎到达莫斯科，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的心情是愉快的，精神是解放的。当时的苏联，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尽全力保障这些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外国留学生享有优于俄国师生的生活待遇。

如果说在法国勤工俭学主要是在做工参加革命活动，那么，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国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

邓小平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中山大学的档案中记录着他对功课很有兴趣，并担任七班的党组组长。他因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以及善于辩论的口才，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被同学称为“小钢炮”。

留苏期间，邓小平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

1926年底，由于国内斗争需要，邓小平没有完成学业就踏上回国的道路，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当中。★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青年邓小平在法国》，曾珺、孔昕/文，《人民周刊》2017年第15期;《少年邓小平故事》，章夫/文，《党史文苑》2009年第3期;《“油印博士”邓小平的留学岁月》，熊建/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2月21日;《邓小平与初心使命》，蒋永清/文，《学习时报》2018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