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黎 梅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为回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顺应我国国家权力由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变的历史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和充分肯定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擘画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蓝图：到2025年，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1]9，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5。在此过程中，国际国内充斥着一些杂音，“有些人，特别是国际上的一些言论，简单地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2]，“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3]；网络上也有“西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是领先者”“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国家治理”“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只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等杂音。这些声音的共同点就是试图最终得出或者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结论。

针对这一现象，学术界多位学者通过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独特性的分析阐释，反对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