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忠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一、精英文化意识复归与电影观念革新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社会，精英文化如暴风骤雨般一夜间席卷了整个文化领域，在精英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文艺作品向着 “新”和“雅”的方向发展。关照到电影领域，这一时期内地电影从之前“服务工农兵”的大众电影，开始有意识地向精英化电影转向。这种转向既体现在电影理论、语言与技术手法的“现代化”上，又体现在电影的选材由话剧等大众题材转向精英化的文学文本。其中，电影理论、语言与技术手法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两次论战上，即电影和戏剧关系论争及电影和文学关系大讨论。

从当时论争的情况来看，电影和戏剧关系论争的实质无疑是当时电影试图挣脱戏剧这一大众化艺术束缚的理论尝试。1979年，白景晟发表了《丢掉戏剧的拐杖》，钟惦棐发表了《戏剧与电影离婚》，这两篇文章从理论层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的戏剧化和舞台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主张电影摆脱“影戏”模式的束缚，寻找新的艺术表达途径。白景晟在《丢掉戏剧的拐杖》中写道：“人们总习惯于从戏剧角度沿用戏剧概念谈论电影……不可否认，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1]与白景晟鲜明反对电影的戏剧性不同，钟惦棐虽然主张电影与戏剧“离婚”，但他反对的核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电影创作领域的“戏剧至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