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

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末代进士们命途各异，有人青史留名，有人遗臭人间，有人另辟蹊径，有人随遇而安，还有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光宗耀祖”后从此沉寂无闻。同为末代进士，这些晚清“学霸”们因何命途各异？

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沈钧儒、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政坛不倒翁”谭延闿、投靠日伪最终被以汉奸罪处决的王揖唐……这些履历悬殊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最后一榜进士。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他们因此成为末代进士。

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末代进士们命途各异，有人青史留名，有人遗臭人间，有人另辟蹊径，有人随遇而安，还有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光宗耀祖”后从此沉寂无闻。

末代进士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年7月4日），一场甲辰科殿试正在紧张进行中。3天后，前三甲诞生了，分別是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此时的三人并不知道，晚清飘摇的时代大潮里，他们的命运注定与历代进士大不相同。“学而优则仕”，平步上青云，这条科举骄子们习以为常的道路已不再平坦。

新科进士们被授予的官职主要是翰林院庶吉士、各部学习主事、各地即用知县。在晚清官员冗杂的境况下，这些官职更接近现在的实习生。1904年初，清政府设立了进士馆。这是一个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也就是说，新科进士们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后，还要进入进士馆继续接受再教育。

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连进士也没了。1905年9月1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故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